作为文官政治集团和专制体制的中国历代君王，其中有不少是文化艺术的痴迷者——痴迷的收藏者、痴迷的艺术实践者。在3000多年的中华文化史中，唐太宗李世民、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清乾隆帝弘历是最为著名的几位。说实话，若不是他们的这份痴迷，中国的艺术可能不会如此熠熠生辉、灿若星河，历代杰作也不会如此多、如此完整地保存到今天。中华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亦反哺着文化。然而，作为君临天下的人物，帝王艺术家或收藏家总是与一般的人有些不同。唐太宗可以下达圣旨，令天下人贡献“二王”法书；李煜在国破家亡之际将自己一生所收藏并视作生命的书画付之一炬（据说）；赵佶将本该用来治理国家的时间和心计多数用在了写字作画上，以致将一偌大的帝国变成一片残山剩水。然而，无论如何，在清代以前，喜欢艺术的帝王们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并不在他们的珍爱的东西上过多地留下自己的痕迹、烙印。弘历不会绘画，却是一个对文化和艺术有着异常高涨热情的人。这方面，他起码创下三项世界纪录：写诗最多、题跋最多、盖印最多。他一生中写下4.3万多首诗。一部《全唐诗》作者2200多位，一共才4.8万余首，而乾隆一人的产量就堪比整个唐代。怎不令人瞠目结舌！

《富春山居图子明卷》局部，乾隆题字几乎占满所有空白

对于喜欢书画的人来讲，乾隆的名字和他的字迹、印章，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因为他几乎在所有喜爱的前人杰作上留下的自己的痕迹——不是题跋，就是盖印。

在我眼里，乾隆的题跋、钤印完全可以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因为在这里头，除了一种类似中国读书人固有的文化情怀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东西。《富春山居图》（子明卷），自从乾隆购得之后，一直陪伴于他，即使是出巡远方，也总是带在身边，随时欣赏，稍有兴致，便提笔题跋一段。所以在前后55年间，他在这卷山水中竟然先后写下了54通题跋！在乾隆之前，宋徽宗也曾给他人作品题字，但与乾隆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仅数量极有限，题写方式亦与乾隆迥异：其一，被题作品的作者大都是自己宫廷画院的画家。当然，为这些人作品的题款大多在画幅之内。其二，若是前朝画家的作品，所题写画名，悉数都在画幅之外。之所以如此，大约在徽宗心目中，艺术作品一旦作就，就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作为欣赏或收藏者，应给予足够的尊重。他之所以有此态度，是因为他本人就是高明的艺术家，并且懂得“空”与“白”的重要性。然而，乾隆完全是另一类人。他是一个盛世皇朝的君主，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式”专制体制的成熟政治家，其政治抱负和雄心绝非一味“尚文”的徽宗所能比拟。这样的心态驾驭着他的笔墨，当这笔墨一旦施加于所喜爱的艺术作品，便有了一种迥异常人甚至是令人惊诧的效应。

乾隆的题字和盖章犹如乌云一般遮盖在名画之上。苏立文曾遗憾地在《symbolsofeternity》一书中写道：“他的御章遮盖在了一些珍品的真迹上，有时候遮盖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在乾隆的眼里，前代的艺术杰作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体，而更像是自己后宫中美艳可人的宫娥、佳丽。作为一国之君、男性霸权的代言人，一时兴起或一旦受到诱惑，便可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对其临幸。于是，我们的眼前，便有了这“琳琅满目”的大块小块的朱红印记、成片成片的题字墨迹。它不分场合、不论大小，占领着作品大大小小的空间，直至将它们吞噬殆尽。艺术，有时不仅是彰显文化的载体，更可能是体现权力意志的舞台；书画，不仅是文人士大夫们畅叙幽情、修正自我的砚田，更可能是政治与文化强迫症患者耀武扬威的战场！所以，文化或艺术，看似只是一些笔墨、点画、印章，但在许多时候，它完全是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