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文献的发现，虽然能列举出来很多，但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应当是其中的重头戏。直到今天，研究敦煌遗书仍然是一大显学。这方面的研究极有成果之人有两位，一位是方广锠先生，另一位是李际宁先生。近几年，敦煌藏经仍有一些劫余之物陆续出现在拍卖场中，藏书家们看到这些千年古物都是拼命地争抢，使得这些写经的价格扶摇直上。单说最初国内剩余者，精品后来又流落域外，这里面的故事就要从李盛铎讲起。

▌李盛铎

▌木犀轩

1900年，道士王圆箓无意间发现了敦煌藏经洞，他虽然上报了政府，但是最终也引不起重视。后来，伯希和、斯坦因等一些外国人从中间挑走了许多精品，并且还在北京搞了个小型展览，这才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上报朝廷。

皇上下令将藏经洞剩余的经卷文书全部运到北京，而这已经是发现藏经洞后的第10个年头。负责运经事务的官员是何彦升，这位何彦升跟大藏书家李盛铎是儿女亲家，不知道李盛铎是不是在起运之前对何有嘱咐，总之，这些敦煌写经运到北京之后，先是到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家中，而李盛铎正是何震彝的老丈人。

▌《木犀轩藏书记》

这些敦煌写经在何震彝家放了三天，这“三天”的来由出自罗振玉的一则序言：“乃先截留于其斋，以三日夕之力……”用三天时间把敦煌写经挑选了一遍，挑选人不止李盛铎一位，此外还有学部副大臣刘廷琛以及另外的朋友。

以李盛铎的学识，以及他对目录版本学的眼光，由外国人挑剩下来的这些写经再由他挑选一遍，应该是把其中的精品都挑得差不多了。他究竟挑出来了多少卷写经，后人研究后得出了不同的数字，其实很难确定，因为这毕竟是一件秘密进行的事。但数量肯定不少，质量也一定最高。就因为这一点，对于敦煌写经现在藏在公共图书馆的且不论，仅说私人收藏，自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应当没有一个人的敦煌遗书质量能够超得过李盛铎。

李盛铎家的藏书，始于他的曾祖父李恕（江西省德化县（今九江市）东乡谭家畈人）， 李家藏书楼“木犀轩”这个堂号就是从李恕用起的，在他那个时候，木犀轩的藏书已经有了数万卷之多。李恕于道光初年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建起了木犀轩，而所建地点竟然是在宋代大儒周敦颐的墓旁。李恕之子李文湜（shí）也同样喜好藏书，可惜他藏书的事迹没有详细的记载。

而李盛铎的父亲李明墀（chí）的藏书事迹却有两个出处，《德化李大中丞行状》中是这样形容李明墀的藏书情形：“生平好聚书，廉俸所余，辄购置经籍，所藏多至数十万卷。”数十万卷这个数字确实是够大。古人写传记都有溢美之词，即使如此，也说明李明墀藏书的确有规模。但是李明墀所藏之书，全部毁于太平天国战争。

战争平息之后，他又开始藏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予少耽典籍，家富储藏，点勘摩挲，无间晨夕。咸丰壬癸之交（1852～1853年），毁于兵燹（xiǎn），片帙靡存。其后服官中外，颇复收取，为是既久，愈于旧观。” 李明墀再次收集的这些古书，后来归了他的儿子李盛铎（1859～1934年，字义樵，号木斋）。李盛铎很有藏书的天分，他从12岁开始自己藏书，买的第一部书就是明景泰 (1450～1456年)刻本《文山先生全集》。12岁就懂得藏书，并且一起手买的就是一件难得的明景泰本，这起点太高了。

▌藏书成果

自此之后，直至77岁去世，李盛铎几乎大半辈子的经历都跟藏书有关，而且他的藏书成果绝对属于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准。同时代的大藏书家傅增湘曾经到天津的木犀轩看书，赞叹道：“统观藏书全部，量数之丰，部帙之富，门类之赅广， 为近来国内藏书家所罕有。”傅增湘看藏书的眼光是何等之高，能有这样的赞叹，可见木犀轩的藏书已经达到了何等的高度。

▌其旧居 此楼虽然破烂，但仍然透露着当年的精美，很符合李盛铎的身份

北大善本库里面存有李盛铎从日本购书的结账单，那个时候日本的书价贱烂如泥，但是他有这样好的机缘，也恰恰来源于他的经历。李盛铎在20多岁时，一次路过上海，在一家叫“乐善堂”的药店认识了日本人岸田吟香，那个时候正是日本开始明治维新的阶段，明治维新的一大思潮就是抛弃日本从中国学来的古 老传统，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中国的古书在当时的日本迅速贬值，几乎到了全部抛弃的地步。

而正是这个阶段，李盛铎请这位岸田吟香开始从日本大量买书，他自己也到日本去收书，并在日本结识了著名的版本学家岛田翰，也帮着他收购了许多中国古书。国人都恨岛田翰把陆心源的旧藏买回了日本，其实他也同样把许多善本从日本卖到中国，如此想来，对这位岛田翰而言，有很大成分就是在做生意。而李盛铎，他在那个时期竟然仍敢大量购书，这是何等的勇气。

在书界，李盛铎就是这种有远见的真勇士。他不止在国外收书，国内一些大藏书家散佚出来的宝物也有许多流入了木犀轩。比如湘潭袁芳瑛卧雪庐的藏书，那在清代也算是湖南藏书质量最高者。同样是湖南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就这样评价过 袁芳瑛：“湘中精版本之学者，必首推先生（即袁芳瑛），所藏两宋元明旧椠名钞，皆荟萃南北藏书家整册残篇而自成一派。”

袁芳瑛的藏书，后来基本上都归了木犀轩。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也有不少精品归了李盛铎。他藏书几十年， 手中得到了太多的精品，其中宋元本竟有300部之多，难怪伦明评价李盛铎为“吾国今日唯一大藏家也。”

▌李木斋先生治丧处用笺

▌木犀轩旧藏精本：宋绍熙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礼注疏》， 北大图书馆藏

▌辗转留存

还有一批重要的收藏跟李盛铎有很大关系，那就是内阁大库档案，也就是俗称的“八千麻袋事件”。明清两代的档案，原来都存放在故宫大库，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将这些数量巨大的档案清理了出来，存放在了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

但因为经费困难，在1921年，李伯将这些档案以 4000块的废纸价格卖给了同懋增纸店。罗振玉偶然在琉璃厂看到了散佚之物，他花了1.2万元把这些档案追了回来。由于这个费用是罗振玉挪用同乡汇款，放了三年之后，他只能再次转让，以便还款。1925年他把这些档案以1.6万元卖给了李盛铎。三年之后，李盛铎又将这些档案以原价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使得这一大批档案没有散失。从这个角度而言，李盛铎为保护典籍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木犀轩旧藏旧抄本《谢宣城诗集》

李盛铎的儿子李滂，也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他是李盛铎的第10个儿子，因为有家学，他曾经在北平民国大学做教授，所讲的课程就是目录版本学。从李恕到李滂，木犀轩的收藏竟然经历了五世，这在中国藏书史上也不多见。虽然宁波天一阁的藏书经历了400多年，但范钦之后，范家却很少有著名的藏书之人。而木犀轩则不同，几乎每一代都有藏书的记载。然而，木犀轩五代的收藏也正结束在这位李滂的手中。1939年底，李滂将木犀轩的旧藏以40万元出售给了当时的北平伪政府，后来这批书拨付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保存，这一大批珍宝现在仍然完整地保存在北大图书馆中。但是，美国哈佛大学也曾经花了6万元买到了一批木犀轩的旧藏。这批书是从什么渠道卖出的，并没有线索。据说还有一批木犀轩旧藏曾经出现在琉璃厂旧书店中。

▌《木犀轩丛书》190卷

▌藏书疑云

李盛铎所藏的唐人写经，如上所说都是精品。荣新江先生有这样的评价：“他精通版本目录之学，所得多为佛经以外之四部典籍、景教文献及公私文书，数量质量均堪称私藏敦煌写卷第一家。”然而，这些经卷最终以8万日元的价格又卖到了日本，卖出的总计数量是432卷。自从卖出之后，这些敦煌经卷就没有了消息。近几年，关于李盛铎所藏的那些写经又有人谈论起来，听说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某个日本藏书家手中。但是，日本人买走的这些敦煌经卷并非木犀轩所藏全部，因为在民国年间，李盛铎的女儿也卖出了200多卷给了当时的中央图书馆，中间人就是叶公绰。如今这200多卷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台北。将这两次出让加起来，李盛铎当年收藏的敦煌经卷至少有600余卷，其实还不止这个数量。

这么一统计，问题就来了， 因为当初敦煌藏经洞所剩余的经卷在运往京城的时候已经做了清点，这个数字已经报告给了朝廷，据说是6000多卷。待运到了北京，仅李盛铎一人就拿出了其中的10%还要多，并且不是他一个人从中截流，至少还有另外的两位，这样加起来，估计数量不在少数。拿走这么多，如何向朝廷交代呢？但最有戏剧性的是，从敦煌起运时的总计6000多卷的文献，到入藏京师图书馆再做清点，却变成8000多卷，据说，敦煌文献在运京过程中不止是李盛铎等人截流下来的那一批，在他们之前，沿途也有一些人拿走过一些。

原来这种增量法其实就是把那些不想要的经卷撕为两段，甚至三段以充数。因为这些经卷在清点的时候只记录数量，而没有名称和每一卷的长度，并且敦煌写经大部分本来就是残件，所以撕成几段也无从查证，这样就轻易地掩盖了从中劫取的事实。

1929年，敦煌的这些经卷由京师图书馆移交给北平图书馆，数量又增加了将近1000卷，很难不教人想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问题？但有些情况也并非完全如此。因为运京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破烂残片并未清点，后来对敦煌之物越来越重视，连这些残品也开始计数，所以数量反而多了起来。如此想来，国家图书馆连残片都看重，那么当年李盛铎所藏的这些经卷会是何等的精彩！

（责任编辑：张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