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涛在清代画坛的地位如何，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石涛在清代即已享有盛誉；一种说法认为，石涛在清代并无太大影响。本文从多种著录文献材料中追索石涛历史地位的变迁情况，总结得出18世纪中叶以前，石涛的社会影响主要限于扬州；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在士大夫中影响扩大；19世纪中叶以后，其影响已走向藏家，有超越“四王”与八大的趋势；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石涛的社会影响始超越“四王吴恽”，最终形成20世纪的石涛热。
清 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石涛在清代画坛的地位如何〔1〕，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石涛在清代即已享有盛誉；一种说法认为，石涛在清代并无太大影响。〔2〕本文认为，石涛在清代社会的影响，可分这样几个阶段：18世纪中叶以前，其影响主要限于扬州；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在士大夫中影响扩大；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以后，其影响已走向一般藏家，有超越“四王”与八大的趋势。但总体来讲，仍然无法与“四王”相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石涛的社会影响始超越“四王吴恽”，最终形成20世纪的石涛热。
一、名不出扬州
（一）生前身后的情况
汪世清所编《石涛诗录》中涉及的士大夫，有张怡、周京、张揔、汤燕生、杜岕、柳堉、吴嘉纪、周蓼恤等，可见石涛与士大夫是有一定交往的。〔3〕王摅的《广教寺访喝公石公二大师》：“飞锡来何处，空山共隐沦。诗魔禅自伏，祖席道重新。泉涌诸天护，灯传一塔真。翛然方丈室，满壁画龙鳞。”注谓：“石公善画松。”〔4〕此诗作于1678年至1683年间〔5〕，可知石涛与王摅也有过交往。又1701年黄云的《跋石涛墨兰册二则》：“石大师与余交近三十年，最爱其画，而所得不过吉光片羽。”〔6〕可知石涛与黄云有30年的交往。又洪嘉植的《跋石涛为洪廷佐所作画册》：
清湘道人出潇湘，故所见皆是楚辞。其画随笔所到，无不从《九歌》《山鬼》中想见之。向为我写早梅一枝，书张始兴公五律其上。其笔墨虽散在人间，然亦不可多得者。兹乃为吾侄廷佐赠至数十百幅，梅竹兰菊，杂以松叶水仙，无一点尘气，宜廷佐珍视，而时出示同好，题赏不置耳。倪云林题其画竹云：“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尔，岂复较是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不知以中视为何物也。”余于清湘诸画亦云，岂独竹欤！王逸少曰：“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然其不朽于后世者，又非余之所知矣。〔7〕
洪嘉植卒年与石涛接近，这段文字也可以看作石涛生前获得的评价。洪廷佐（正治）被认为是石涛的学生。1731年，即石涛卒后二十余年，洪正治跋《释石涛山水花卉册》：
清湘老人赠予墨梅十六幅，诸法俱备，因为装潢，置之案头，时一摹仿。顷复得其干笔一纸，错综淡远，恍如霜钟初发，独立于疏烟残月中，不禁神往。予与老人居处最久，此种鲜或见之。又兼山水写生，共计十幅，笔皆绝尘。〔8〕
另外，石涛去世后不久，陈仪的《石涛画黄研旅诗册题后》：“闻淞（湘）公踪迹尤奇，惜其没不能一见。掩卷怳然，然于此益知世间名籍之外，固多伟人也。”〔9〕同一幅画，大约1711年，黄之隽跋曰：“大涤子，亦奇僧也……闻大涤作此画时，年已老。予不及交其人，而砚旅与余相识于京师，亦年逾五十矣。”〔10〕可见这两位，均感叹不能与石涛交往而可惜。但这些资料，或能说明石涛生前在一定范围与士大夫有交往，并不能说明石涛在当时社会上有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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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匿”与“名不出扬州”
郑板桥曾说石涛“名不出扬州”〔11〕，而李驎的《大涤子传》则谓：“大涤子方自匿其姓氏，不愿人知。”〔12〕又李驎《赠石公序》谓：“扬之东城下有粤西石公者，以书画名于扬有年矣。吾弟大村尝语予曰：石公，先朝之宗室也……既而询其世系，知公出自靖江王后，如刘裕之出自楚元也……而公则不然，其能书画及诗如此，何难挟之以走京师，而邀人主之知，如孟頫之学士于元耶？顾隐于方外，以洁其身，非欲异日见祖宗于地下乎？”〔13〕此数言都是在讲石涛的“自匿”或“隐”。这里的问题是，既自匿，又何以“以书画名于扬有年”？又李廷钰题石涛《山水轴》：“往事辛酸莫再陈，雩都遁迹卧云身。机心机事知多少，唯有云山面目真。”跋曰：“清湘老人为明宁献王孙，甲申后始变今名，遁迹雩都，以诗鸣世，后人罕有知者。题画或书大涤子，或署清湘老人，或作苦瓜和尚，其款不一。”〔14〕指出石涛“以诗鸣世”，而不说“以画鸣世”。当然，虽然石涛所受的教育有限，但诗有别才，非关于学，“以诗鸣世”也很正常。又田林的《石涛和尚南还晤于西天禅室》诗云：“人言诞殊甚，多不谓公存。见面翻相讶，高怀未暇论。”〔15〕倪瓒在元末明初之际的乱世，曾一度被传去世，但彼时倪瓒年纪已经很大；而这一年石涛才49岁，社会相对安定，却给人“多不谓公存”的印象，也印证了石涛影响有限。
实际上，在康熙时期，石涛不但没有“自匿”，不但不拒绝“人主之知”，且受到康熙的接见。当然康熙接见他，并不是因为他善画。罗家伦的《伟大艺术天才石涛》说：“康熙于二十三年（1684年）南巡，十一月间到南京谒孝陵，石涛到南京，与康熙相遇；那时候石涛已五十五岁了。这是他谒见康熙的第一次。第二次是康熙二十八年（1688年）石涛年六十的时候，再见康熙于扬州平山堂道上。是谁介绍的不得而知，想来是满州名士白燕堂主人博尔都，因为博氏与石涛是文字书画之交。当时石涛的画名已经很大，在那个环境之下，他又那里能避免。况且人家拜了他的祖宗，他回拜一二次，更是可以原谅的。”〔16〕当时石涛画名是否很大，姑置不论，但康熙见石涛，主要与其身世有关。近些年研究已经指出，石涛曾往京城“寻求发展”，并非拒绝“走京师”，所以在主观上很难讲有“自匿”的愿望。“自匿”说只能反映他当时知名度不高，“名不出扬州”的现实。
石涛去世后的若干年里，颇有点身后凄凉，也证明他当时“名不出扬州”。闵华的《题石涛和尚自画墓门图》谓“石公之姓不可闻，石公之笔今徒存”〔17〕，正是他受冷落的写照。《国朝画征续录》〔18〕卷下《释道济》：“画兼善山水、兰竹，笔意纵恣，脱尽窠臼。晚游江淮，人争重之，一时来学者甚众。今遗迹维扬尤多，小品绝佳，其大幅惜气脉未能一贯。”〔19〕更晚的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二：“释道济字石涛，号大涤子，又号清湘陈人，又号瞎尊者，又号苦瓜和尚。工山水花卉，任意挥洒，云气迸出。兼工垒石。扬州以名园胜，名园以垒石胜。余氏万石园出道济手，至今称胜迹。次之张南垣所垒白沙翠竹江村石壁，皆传诵一时。若近今仇好石垒怡性堂宣石山，淮安董道士垒九狮山，亦藉藉人口。至若西山王天于张国泰诸人，直是石工而已。”〔20〕此书写于石涛故后八九十年，从记载内容看，作者是从园林叠石中认识石涛的。可见石涛造园的手艺，给当时人们的印象很深。
（三）“名公卿提唱”问题
汪鋆《扬州画苑录》曾说，因为没有“名公卿提唱”〔21〕，所以扬州有一批画家名气不大。其实，石涛是有“名公卿提唱”的。具体情况如何呢？传为石涛知音的博尔都的《白燕栖诗草》卷四《赠王石谷》诗云：“炯炯双眸鬓若丝，高风如接蕙兰吹。洛阳纸贵人传赋，云汉图成画有诗。五岳岿然方寸地，百篇多在醉残时。翩翩自是承明侣，丘壑于君恐未宜。”〔22〕而本卷《赠苦瓜和尚》云：“风神落落竟忘机，定里钟声出翠微。石火应知着处幻，鬓眉果是本来非。座标海月群心悦，语夹天花百道飞。高步自随龙象侣，惟余元度得相依。”〔23〕两诗恰相先后，对照之下，“石谷”仍然是“洛阳纸贵”。可见博尔都对石涛的推重是有限的。又有“名公”王士禛（祯）《跋石涛仿周昉百美图》：“古今画家，以人物写生称不易作。多因有象，故其难也。今石老惯以写生兼工人物，盖胸中广于见解，一举一动，俱出性情。此数丈长卷，近代诸家有所不为，皆无此深想。惟石老无一怯笔，每逢巨幅，更有潇洒之趣。况问亭先生深究画理，故石老不惜辛劳，当永为白燕堂藏物也。”〔24〕据汪世清考证，此跋当撰于1699年以后〔25〕，最早也是石涛晚年了，但并未对石涛做出明确的评价，且据“石老惯以写生兼工人物”一句看，王士祯对石涛是不了解的。
这幅画，还有名臣李光地的跋。李光地的《跋石涛仿周昉百美图》言：“湘道人画法名满天下，无不推重者也。然寸纸尺幅，皆时史所能；巨卷巨册，乃目之罕见。惟清湘长于图写，能于形容，善于操持，深于布置，盖世士之所不能也。偶过白燕堂中，翻阅古今名迹，诚为不少。及觏清湘百美图，其高过半尺，景长数丈，卷中亭台楼阁、花木竹石，及名媛艳丽袅那，宛然若生，神运种种，各具其妙。岂寸纸尺幅时史之学，而能成此大观也哉？”〔26〕理学名臣李光地说石涛名满天下或有依据，但与前面材料所示石涛生前身后冷落的情况是矛盾的。石守谦《石涛、王原祁合作兰竹图的问题》推测博尔都是“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一语的始作俑者，但对照上面博尔都的诗，这种可能性不大。不过石守谦说：“他（博尔都）在1699年曾命石涛为其摹仇英之《百美争艳》长卷，1701年图成后博尔都即携之‘求在朝诸公题咏’，其中有时任直隶巡抚之李光地题语云：‘清湘道人画法名满天下，无不推重者也。’李光地虽为名臣，亦曾任顺天学正之职，但似罕见他表现对当代绘画之关心，其题语内容因此可能是经过博尔都的指授；而其中所谓‘名满天下’‘无不推重’，即与王原祁的赞语颇为神似，或许即取自博尔都口中对石涛的宣传吧？”〔27〕这个摹仇英之《百美争艳》，应即《仿周昉百美图》。但李光地若深受博尔都影响，何以王士祯又是另一种情况呢？总之，这点是存疑的。
稍晚，曾做过国子监祭酒的吴锡麒（1746—1818）题石涛画谓“过眼繁华浑似梦，人间犹识苦瓜僧”，〔28〕所述只是平淡的观感。而名士孙原湘（1760—1829）《苦瓜和尚余杭看山图》言“燕园一卷怪峰峦，茶熟香温几遍看。悟出画禅三昧旨，瞎尊终竟胜髡残”〔29〕，则提出石涛胜过髡残。当然，后来还有人说石涛胜过八大。
《虚斋名画录》卷十五《释石涛溪南八景图册》著录了18世纪中叶一些“名公”的题跋。其中雍正甲寅（1734年）许华生跋谓：“予素爱石涛上人画，所藏卷轴颇多。出则载诸行笈，入则挂诸斋壁，未尝一日离也。”〔30〕同一年刘鼎臣跋谓：“吾友睡山先生风雅性成，品藻识高，其嗜绘事也，盖不啻球琳琅玕，象犀珠贝，而于石公墨妙好之尤深，有投以寸笺尺幅者，不惜重价购之。”〔31〕雍正乙卯（1735年）严源焘跋谓石涛《溪南八景图》：“睡山先生搜罗得之，珍赏特甚，几如昔人得戴嵩画，以锦囊系肘自随，其逸兴高怀，殆亦得图中潇洒出尘之致欤。往闻幻霞画入董巨之室，江南好事家以其画之有无为清俗，吾以清睡山，谁曰不可。”〔32〕这些题跋无不表达对石涛的喜爱。而乾隆辛未（1751年）许华生之子许天球在跋中则讲了一个故事：
《溪南八景图》，固延陵故物也。先君子素爱石涛画，吴君景怡慨然持赠。其族蓴野，为余内弟，性耽风雅，先君子常器重之。易箦之夕，命检所贮为遗贶。余窃念蓴野尝观斯图于碧雨山房，见首幅祖祠乔木，不胜敬先之感，后每把晤，必垂注焉，因出以偿夙愿。则延陵故物，仍归延陵，而蓴野之心，慰先君子之志，亦可酬矣。顾先人所爱，终难去心，爰嘱蓴野倩老画师临摹贻我，聊存嗜好之思。昔人有以赵松雪所临玉枕兰亭遗人，而取厥赝本以去者，差堪仿佛其意云尔。〔33〕
毫无疑问，这些评语中，不乏溢美之词。但是否就此断定石涛名满天下，还为时尚早。只能说，这一时期，石涛的影响可能仅限于一定的士大夫群体。石涛去世之后，虽渐受主流社会关注，但也是有批评的。如李佐贤的《跋大涤子墨笔山水卷》说：“王梦楼谓：清湘画不必深入古人格辙，一种淋漓生动之气，殊非余子所及，洵知言哉。”〔34〕这就不是完全的肯定。1943年陆元同的《石涛遗事》则说：
石涛画当时即为世人看重，而唯梁廷枏颇讥诮之，其所辑《滕花亭书画跋》自称平生绝不喜石涛画，观其题记有云：“行草旁缀，画与字杂乱无章，令人对之作十日恶。”又云：“苦瓜和尚诗去岛瘦郊寒尚远，称画僧犹可当之。此册尚属空门别派，借吟咏以写其孤愤，而未能心契夫超妙幽旷之旨，行法之剑拔弩张是其故态，乃忽杂以精细小楷，咄咄怪事，与所作工笔美人同一喷饭！”〔35〕
这种批评就更激烈。梁廷枏主要活动于道咸时期。如果结合石涛《画语录》来理解，恐怕石涛生前就有类似的批评。总之，石涛是有一定的“名公卿提唱”的，但这些对于他的社会影响作用有限。
石涛《狂壑晴岚图》
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的流行
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石涛的影响渐扩及长江以南地区，其标志就是“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余与石谷，皆所未逮”一语的流行。自序于1702年的钮琇《觚剩续编·树怪》谓：“太仓王麓台谓：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余与石谷，皆所未逮。”这是在石涛生前的传说。石守谦认为：“钮琇所记的传闻既未为石涛的朋友所知，亦未受到当时论者的重视，其来源可能是出自某些石涛赞持者的刻意宣传。”〔36〕
这句话，在《国朝画征续录》“石涛传”〔37〕中尚未出现。较早记录这句话的画史著作，是大约1794年成书的冯金伯的《国朝画识》，此书卷十四《道济》转引《觚賸》说：
石涛道行超峻，妙绘绝伦。王麓台尝云：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38〕
活动于19世纪中期的戴熙也注意到这个说法，他跋石涛《溪南八景图册》说：
世称麓台尝云：东南有清湘在。清湘恃高秀之笔，为纤细、为枯淡、为浓煤重赭。麓台鉴赏矜严，数者当非所取，不知何所见而推尊。今观溪南八境，方识清湘本领，秀而密、实而空、幽而不怪、淡而多姿。盖同时石谷南田皆称劲敌。石谷能负重，南田能轻举，负重而轻举者，其清湘乎。麓台殊不绐我。〔39〕
光绪时成书的汪鋆《扬州画苑录》卷四《释道济》谓：“王麓台司农谓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40〕这一说法，在晚清民国仍然流传，有时甚至认为是王时敏说的。然而我们可能忽略了的情况是，即便这段话是真的，也不能说明石涛名满天下。相反，“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实际上否定了石涛名满天下，而证实了他的影响只在长江以南。这种情况应以太平天国运动时期（1851—1864）为界限。
除了“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的流行外，石涛在这一时期影响限于江南地区，还有其他材料可证明。罗天池的《跋石涛山水册》：
清湘诗书画均入逸品，而画尤变化无穷。上自六朝，下及明初各家，无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均能会通其妙。余生平所见不下百种，或细极毫芒，或放之寻丈，概以墨气神韵取胜，如入五都市，令人目眩；如读《汉书》，在人意中，出人意表；如听如来说法，随种种求，随种种有。自元明以来，求其美备者，清湘一人而已。粤中藏家每置诸陈老莲、徐文长等派。自谢里甫太史拈出，好事者争相炫耀，每岁必倩人携重资赴大江南搜罗其□。江浙淮扬诸客一岁或数至，亦以是为居奇焉。此亦如江南士大夫家，以有无倪迂画分清浊也。岂绘事通塞亦有数耶？兹际时限，不特无人搜访，即谈者亦极寥寥。对此遗迹，可胜深慨。〔41〕
罗天池是广东人，道光时进士。谢里甫太史指谢兰生，广东人，嘉庆时进士。跋中“兹际时限（艰）”应指太平天国运动。可知在太平天国以前，石涛在江浙淮扬一带已有影响。又因为谢兰生的推重，广东人对石涛也开始注意。1847年，罗天池《跋石涛山水》：
画家有逸品、神品、精品、能品之分。汉魏以绘事迭兴，至唐始盛。迨南唐董北苑乃集大成，而巨师、南宫、房山、子久、叔明、云林、仲圭、石田、思白瓣香南宗，格法大备。厥后崛起者殊属寥寥，即烟客、麓台、元照、耕烟，步趋谨严，而神味未隽。惟大涤子以雄绝之姿，历遭时难，沈郁莫偶，托迹缁流，放情山水，以天地为寄旅，浑今古为一途，万化生身，宇宙在手，每一挥毫，奔赴笔下，此其所以神也。〔42〕
在这段跋语中，罗天池甚至将石涛置于四王之上。另外，跋语中他还说：“余维清湘真迹遗流尚多，何以中丞秘惜若是？及游中州、山左、维扬、闽浙、楚黔大江南北，历观诸藏家所收清湘各迹，无是轴之神妙者，始叹中丞之秘惜为不谬也”〔43〕，表明石涛的收藏已经遍及中州、扬州、闽、浙、楚黔，但仍然以江南为主。
清石涛《清湘书画稿》卷之“ 瞎尊者像” 故宫博物院藏
三、太平天国之后
太平天国之后，石涛的名气逐渐超越了“四王”与八大。1882年成书的顾文彬的《过云楼书画记》画类卷五《清湘老人花果册》：“此册皖人于劫灰中拾得，计为花七、为果二，墨笔写生高丽纸上，每幅自题数语。”〔44〕谓石涛画从劫灰中得到，意指太平天国的破坏。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对于石涛的社会影响是一次大的冲击，但随着动乱的结束，石涛的社会影响很快恢复，渐成收藏界的宠儿。光绪四年（1878年）张熊跋《大涤子设色山水卷》谓：“清湘老人作画笔致苍莽，逸气横生，脱尽画家蹊径。余数十年来获见真迹不少，粗疏野逸之笔居多。今于芸斋周兄斋中出示此卷，不独邱壑奇峭，笔笔有超尘之想，而云山无尽，天趣纵横，展读数过，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真无上妙品也。宜宝而藏之。”〔45〕作者说“数十年来获见真迹不少，粗疏野逸之笔居多”，一方面可见其搜罗之富，另一方面可知太平天国结束后的十几年，应该是石涛创作产生影响最重要的一段时间。
何绍基是太平天国前后石涛的重要“粉丝”，他在《跋苦瓜和尚画少陵诗意册》中云：“苦瓜和尚作小帧画，至精警盖世。若作大幅，往往气局散缓，意其人似狂实狷，故其画理之精妙至此。余收苦瓜画颇多，而兰竹迹极少，惟见蔡小石处，兰册多至四十余叶，所画兰叶有繁至二三十者，有简至一二叶者，风姿雨态，信手天成，殆为极笔矣。”〔46〕又何绍基的《跋石涛山水册》言：“画至苦瓜和尚，奇变狡狯者，无所不有矣。”〔47〕前引《虚斋名画录》卷十五《释石涛溪南八景图册》，尚有同治乙丑（1865年）何绍基的跋。〔48〕同年何绍基（署名猿叟，押印子贞）题石涛《山水花卉册》谓：“本色不出不高，本色不脱不超。搜遍奇山打稿，岂知别有石涛。”可见其人对石涛颇了解。紧随其后，辛巳年（1881年）押“吴云”印者紧接题曰：“猿（何绍基）书法派本高，论画见解尤超。尝言国朝画家，应推青主石涛。戏用猿叟元韵，题此二十四字发笑。辛巳六月十三日与潞儿同观八大山人书画小册，偶忆及石公此册，因属孙检出赏玩，觉笔情隽雅，饶有逸趣，较八大似别有真实本领。”〔49〕此语似将石涛置于四王八大之上了。
又光绪时汪鋆的《扬州画苑录》卷二：
尝试论之，昔吾扬以画名著久矣，自国朝以来，代不乏人。若论工力与遭际，清痴〔50〕不下于石谷；学问与笔趣，幼孚可近似南田。徒以未获名公卿提唱，遂不得与娄水虞山相提并论……别有清湘恣肆，破格标奇，具广大之神通，括群能而皆善。墨沈酣嬉，竹梅固成绝诣；大力包举，山水另辟径途。窠臼脱而别趣含，邱壑罗而生气岀。司农嗟其难及，耕烟韪为知言，斯固吾扬奇正之精英，康乾艺林之领袖者焉。〔51〕
此语感叹因为没有“名公卿提唱”，扬州有不少高水平的画家都被埋没，其中包括石涛。但要注意，在这段评语中，扬州有一些画家被视作与“四王”并肩的，而石涛则是“恣肆”“破格标奇”，其中“司农嗟其难及，耕烟韪为知言”一语，已经暗示石涛超越了“二王”或者“四王”。
晚清民国时期，石涛的声誉日隆。1916年，邵松年的《跋石涛书画稿》谓：“王太常云：大江之内，无出石师右者。可谓推许之至矣。此卷为瓶麓斋旧物，可称三绝。曾有人以重值欲购，予固不能割爱也。”〔52〕与“有人以重值欲购，予固不能割爱也”对应的，则是程颂万（1865—1932）的《题清湘老人蜻蜓叶图》：“此图著录杨翰《归石轩画记》，余见于武陵贾人，索值甚昂。”〔53〕1928年，黄葆戊的《跋石涛纪游图咏册》也说：“山水平生最爱大涤子。自来海上，即闻有某某家藏其极精之品，未曾寓目，时萦胸臆。”〔54〕这种情况也可由20世纪初编成的《虚斋名画录》所录收藏情况佐证。在此之前，著录中所收石涛作品是很少的，此书在诸种著录中收石涛作品最多。
另外，1842年（壬寅）何绍基题《八大山人画》句“苦瓜雪个两和尚，目视天下其犹裸”〔55〕，尚将石涛八大并置。到1879年潘遵祁的《跋石涛纪游图咏册》则认为石涛在八大之上：
清湘老人，胜国楚藩后也。八大山人亦石城府王孙。两人实相类。张浦山记八大书款类哭之笑之，论清湘画品纵恣，小品绝佳，惜大幅未能一贯。列八大于前录卷首，置清湘于《续录》释子之列，意似有所轩轾。余窃以为，八大乃真能纵恣，清湘实谨严，而上溯荆关，而下追董巨，非八大所能及也。不必八大书款意盖有在而独高之。余尝见清湘著色荷花一帧，题云：东风狂与涂脂粉，睡老鸳鸯不嫁人。其清风高节，何减八大。《画征录》又记八大最佳者松莲石三品，恐亦未能专美于前矣。〔56〕
1915年，宋伯鲁的《跋石涛自写种松图》谓郑板桥称石涛“画法离奇苍古，而又能细秀妥帖，比之八大，殆有过之”，后又说：“郑板桥云：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扬州，何哉？八大纯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且八大无二名，人易记识；石涛别号太多，翻成搅乱。然自前清中叶以后，士大夫之讲求书画者，无不知有石师矣。”〔57〕
宋伯鲁这段概括，是有一定道理的。客观上看，石涛的社会影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当然，他在1915年讲这话时，仍然说“南越人得其片纸，宝若照乘”，并没有说石涛有全国的影响。宋伯鲁说清中叶后“士大夫之讲求书画者，无不知有石师”，如前所述，在这段时间的确有几位重量级的人物对石涛的艺术表示了尊重。
四、著录所反映的石涛的影响
画家受社会关注程度最好的标尺，就是其作品被收藏的情况。1701年（辛巳）二月石涛曾自题《山水册》曰：“年来书画入市，鱼目杂珠，自觉少趣。”〔58〕从这句话看，石涛生前的书画市场不但存在，且已有作伪。如果是一般画家，不可能如此。但从清代最重要的收藏著录来看，情况又不尽然。
从清代以来最重要的著录来看，王石谷被收藏最多，“四王吴恽”不但在画史上，即便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其地位也是无法撼动。从收藏角度来看，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石涛的社会影响仍然有限。具体情况见表1〔59〕：
表1重要著录收藏石涛作品
其中清代陶樑的《红豆树馆书画记》八卷，此书卷四著录王时敏3件、恽寿平1件、王石谷3件；卷七著录《恽王两家山水册》1件，其中南田、石谷合璧1册；卷八著录《明大涤子桃源图》1件、《明八大山人花鸟》1件、清王时敏2件、王鉴1件、王石谷1件、王原祁1件。其中《明大涤子桃源图》陶氏谓：
署款大涤子，旁有徐青藤题句。《画征续录》称释道济字石涛，号清湘老人，又号大涤子……余按《觚剩》述王麓台言：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大江以南当推石涛第一，予与石谷皆所未逮。吴肃公《街南文集》亦云：予不善竺乾氏教，而与石师游，以画以书以诗，是石涛至国朝康熙间犹存。文长则为前明嘉靖时人，距鼎革时一百余年，远不相及。且石涛作画，奇情异景，层出不穷，此帧醇古郁茂，门径□别。大涤又为余杭名胜之区，畸人逸士，往往借以自号，或别有其人，姑存之俟考。〔60〕
据此文可知《红豆树馆书画记》唯一著录的这件作品是否石涛作品，还是存有疑问的。从收藏情况看，清代画坛“四王吴恽”的格局是存在的，其中王石谷作品被收藏最多，吴历被收藏最少，石涛情况与吴历类似。结合清代绘画著录的情况看，石涛在清代一直有影响，但不及“四王”那么大。
五、石涛热的形成
以上所引著录中时间最晚的《虚斋名画续录》，书前有甲子年朱孝臧序及庞元济自序，可知此书成稿于1924年。可以看到，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前，画坛仍然是“四王吴恽”的格局。但同时也可以看到，此书对石涛作品的著录也是最多的。其实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石涛的社会影响开始超越“四王吴恽”，也就是说，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石涛热形成。对于这个判断，我们还有如下理由：
其一，1929年，陈小蝶撰文《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将当时所见中国画作品可分六派，其中以学石涛为主的“新进派”排在第二位。他说新进派：“以石涛为主，辅以髡残八大……盖苍头突起之军，而亦复古诸家之畏友也。”〔61〕“苍头突起之军”，即指这一派是迅速发展起来的。〔62〕陈小蝶写作时间是1929年，从时间上推算，亦应以20年代中期为宜。
其二，来自黄宾虹的观察。1930年黄宾虹作《近数十年画者评》，指出清咸同之际，工绘事者多墨守前人陈迹，每况愈下，其原因在于董其昌四王以下，辗转临摹，习非成是：“遂置唐宋元人之矩矱于不讲。数十年来，又以汤雨生、戴鹿床配四王。江浙之间，依赖传摹，以为衣食计者，不可偻数。优孟衣冠，画事之真传，凌替极矣。大抵朝市之子，多喜四王汤戴；江湖之俦，又习清湘雪个。画事流传，三江称盛。其余诸省，因地因人，各守家法，倚于一偏，殊其风气，特出之士，无多觏焉。”〔63〕这是此文前的总论。但从这篇文章来看，也仅在这总论中提及石涛的影响，其余文字所述画家，则多有师法“四王”的。且又说：“京师近二十年来，画家无不崇尚石谷。”〔64〕按此意，似乎石涛的影响亦不及“四王”远甚。但考虑到黄宾虹所观察者，其范围已涵盖“近数十年”，则亦宜将石涛的崛起归于20年代中期，是相对合理的。
其三，俞剑华的总结。1947年俞剑华作《七十五年来的国画》谓：
自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二十六年（1937年）。这十年期间，北平的画界已日渐消沉，虽有湖社之组织，然大势已去，无能为力。上海方面，则于吴派消沉后，代之而起的是石涛、八大派的复兴时代。石涛、八大在“四王吴恽”时代，向不为人重视，亦且不为人所了解，自蜀人张善孖、张大千来上海后，极力推崇石涛、八大，搜求遗作，不遗余力。而大千天才横溢，每一命笔，超轶绝伦，于是，石涛、八大之画始为人所重视，价值日昂，学者日众，几至家家石涛，人人八大。连类而及，如石溪、瞿山、半千，均价值连城；而“四王吴恽”，几无人过问了。〔65〕
这个观察将石涛热归于张氏兄弟的推崇，时间也涵盖了1927年至1937年，但在大范围上与我们将“石涛热”归于20年代中期并不矛盾。
20世纪30年代，“石涛热”已经基本成型。1933年，林风眠作《我们所希望的国画前途》就说：“最近是石涛八大时髦起来，于是中国画家就彼也石涛、此也八大起来！”〔66〕1934年关松坪《论石涛》也说：
当清之初叶，一言画家，则人莫不知有四王吴恽，而石涛则阒焉无闻。当时独王烟客称之，〔67〕谓大江以南，当以石涛为第一。郑板桥亦亟称之，深惜其名不出维扬。此二人外，知者甚鲜，可见真赏鉴之难得也！历二百余年，至于今日，画道益隆，鉴赏亦精，皆知石涛之画，有大过人者；一如昌黎伯之文章，五百年后而益显，石涛之画，亦何莫不然。于是画界为之风靡，市侩因之居奇，虽断简残轴，动值千百；殆与江南士夫，以有无倪迂之画以辨雅俗，如出一辙。此岂石涛当年所能逆料耶？〔68〕
可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石涛的社会影响已相当大了。
石涛《清音图册》
余论
虽然“石涛热”起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正式出版的美术史著作中并未将石涛推到很高程度。
1925年成书的滕固《中国美术小史》在论述这一时期的美术界时，对石涛及扬州画派只字不提。他对美术史常识的缺乏也令人惊讶，他说：“王原祁是王鉴的儿子，王鉴是王时敏的儿子，祖孙三代，都能画。”〔69〕作为最重要的画派，他将娄东派的血缘关系竟然弄错了，所以他的结论——包括他无视石涛的存在，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20世纪30年代初，余绍宋的《书画书录解题》卷十二《著者时代及著书年分表》“释道济”下谓：“《桐阴论画》云：王时敏称大江以南无出石师右者，是与时敏为同时人，但未详其所据。”〔70〕并因此列石涛于明代。其实关于石涛简单情况，秦祖永是有介绍的，不知余氏何以出此言。另外，《清史稿》谓“道济”，名称不对，也是不熟悉的缘故。
1935年出版的郑昶《中国美术史》曾言：
明季之乱，士大夫的高洁者，常多托迹佛氏，以期免害，而其中工画事者，尤称三高僧，即渐江、石涛、石溪。渐江开新安一派，石溪开金陵一派，石涛开扬州一派。画禅宗法，传播大江南北，成鼎足而三之势。后人多奉为圭臬。新安派宗元人，笔多简略，便于文人；金陵派法宋人，笔多繁重，合于作家；扬州派稍为后起，亦宋元非宋元，笔多繁简得中，宜于文人作家二者之间。〔71〕
在此书中石涛作为三僧之一被列入，石涛只是在这一时期诸家中的一家。1936年成书的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说：
清代之山水画，以作家与作品之数量上观之，可谓极一时之盛。然细一究其实际，除明末遗民如道济八大髡残梅清龚贤等能自辟蹊径，不为时习所囿，而卓然有以自立者外，其余无量数之作家，十之九以临摹为不二法门，近仿吴派，远师公望，千篇一律，不特毫无变化，亦且每下愈况，较之明画更为不如。末流之弊，空疏枯淡，如槁木死灰，不复能成画矣。〔72〕
俞氏此论，也并没有将石涛置于很高地位。直到傅抱石，情况发生变化。1941年傅抱石的《石涛上人年谱自序》：
今上人之迹遍宇内，其受世界之尊崇亦日益深，上人果如何人邪？上人以天潢贵胄，托迹禅悦，故世系生平，永永不倾。上人死去盖二百数十岁矣！传之者无虑数十家，傥是篇得尽此民族艺人于万一，宁非毕生之幸也与。〔73〕
石涛在美术史家眼中的至高地位才开始出现。但这也许只是傅抱石个人意见。同一时期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则说：
清初四王山水齐名，盛称于世，而王石谷融合“南北宗”，尤为后人所宗法。清初，恽寿平为花鸟画的大家，其后，蒋廷锡和邹一桂等都名重一时。清代的花鸟画逐渐的超过了山水的发展，这也是由于文人画巨潮汹涌的影响……工笔写生逐渐没落，放逸的豪放的“写意”逐渐抬头。从八大山人（朱耷）和石涛和尚开始直发展到“扬州八怪”，这种流风余韵，还成为近代画家的宗师。〔74〕
此书将石涛与八大放在一起讲，侧重于石涛是花鸟画家的一面，讲山水画仍然以四王为尊，忽视了石涛山水画的成就，对石涛的认识不够深入，也谈不上极端推崇。
总体来看，民国画学著述对石涛的了解不够，其原因或在于，石涛的影响主要在收藏界，学界往往滞后于收藏界。民国以来学界揄扬石涛最有力者是曾留学日本的傅抱石，傅抱石受日本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其他美术史著作主要是国内的编译，这种反应就迟钝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