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四川，总要谈起关于它“少不入蜀，老不离川”的箴言，江湖中盛传着蜀地的安逸，它在大家的认知中也多是偏安一隅、岁月静好的存在。然而在历史中，无数次中原丧乱流离时，四川都承担着延续文明、延续文化的重任。
安史之乱以后，杜甫笔下玄宗“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皇帝和诗人去向蜀地，社会长期稳定、民众的宗教觉悟和宗教热忱都较高的川渝地区自然也成了高僧名流和信众们的乌托邦。川渝石窟寺也因而在中唐以后北方一片萧瑟时异军突起并长足发展。发轫于魏晋南北朝，中唐以后一度鼎盛，至两宋风头不减的川渝石窟自南宋以后才由盛转衰。然而川渝地区恰逢中华民族历史中最繁华与最风雅的时代，也在中国石窟寺开凿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通高71米，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乐山大佛即开凿于唐代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四川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共有两千余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1处，均位居全国第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2处。四川省辖区面积居全国第五，且处于第一级阶梯和第二级阶梯过渡地带，地理环境复杂。总的来说四川石窟寺数量多，分布广，且多位于崇山峻岭之间，需要翻山越岭，人工开路，有些地区封山育林，无法进入调查。另外四川省行政区划调整多地撤乡并镇，且三普数据的GPS定位不准，导致部分石窟寺寻找困难，有些甚至要花一天时间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寻遍两座山才能找到，给实地调查带来了巨大困难。
调查现场
四川在2020年9月接到通知，四川省文物局派遣考古处处长贺晓东、文物保护处潘文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姚军研究员、王婷副研究员和肖庆等前往重庆大足参加石窟寺专项调查培训。之后成立了“四川省石窟寺保护状况专项调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由省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濮新担任，成员由省局相关处室、局属有关单位领导同志、省内相关高校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组成。委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专项调查牵头单位，协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以及各地市文物行政部门具体开展调查工作，鼓励高校师生参加调查工作。并成立省级专家组负责调查中的技术指导、咨询等工作。
2020年10月编制了“四川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工作实施方案”、“石窟寺调查经费预算”等文件，成立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五个调查组；11月初举办全省石窟寺专项调查培训班，下发“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统一标准、统一质量要求。11月中旬五个调查组在收集、整理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全面铺开全省石窟寺调查工作。
截至2021年3月7日，总计完成2000余处石窟寺的前期室内资料整理，实地调查2125处，其中复查2004处，新发现石窟寺121处，目前已完成全省16个市州的实地调查，剩余5个市州中的部分区县未完成调查工作。
高校师生担纲调查工作
四川的石窟寺调查工作中分成五个调查组，而每一组又会分成多个调查小组，其四川的石窟寺调查工作中，高校承担了许多调查的任务，高校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行走在一线，得到了珍贵的田野调查的机会同时也付出了诸多辛苦。
2020年11月26日，西华师范大学石窟调查组调查阆中大佛寺摩崖造像。
西华师范大学石窟调查组下分四个小组，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第一小组——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始对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阆中市、南部县和广安市邻水县的石窟寺和摩崖造像进行了调查。调查过程也使用照相机记录了这四个区县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独特魅力。
小组介绍，南充和广安的石窟造像点分布分散，尽管有石窟寺调查APP导航，但是以前的石窟定位不准确，给寻找石窟寺的位置增加了难度，最终，第一组不仅完成了组长安排的石窟点复查任务，还新发现石窟点近10处，为四川地区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增添了新的内容。
阆中牛王洞摩崖
阆中玉皇楼摩崖造像
阆中思依镇东门垭摩崖石刻
由于经费原因，调查组的设备只有照相机、测距仪、定位仪和卷尺等简单的工具，没有无人机等先进设备，对大多数分布在悬崖峭壁上的石窟，只能利用照相机仰拍，为了获取更加精确的资料，调查组成员不惧悬崖峭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地对造像进行拍照和测绘。
阆中石室观石刻
阆中石室观石刻
调查组测量邻水县睏佛岩卧佛
第二小组去到了南充蓬安县、仪陇县。蓬安县原共48处，新发现4处，消失2处，断道无法到达1处，其余造像点全部调查完毕。仪陇县原共57处，新发现1处，消失8处，断道无法到达4处，其余造像点全部调查完毕。小组介绍，仪陇保全洞摩崖造像是探访时最艰辛的造像点之一，位于靠近山顶的崖壁之上。山路几乎被杂草与树枝所遮蔽，调查时又刚刚下过小雨，路面十分湿滑，终于接近了造像点时，洞口又为垂直的墙体所挡，翻越此墙体实是花费了一番功夫。
调查仪陇天平洞摩崖造像
西充 王大山摩崖造像
西充洞天铺摩崖造像
“高坪、武胜调查组”介绍，他们去到的白云洞摩崖造像位于海拔776.8米的崖壁之上，崖体周围植被茂盛，使原本就陡峭窄的小山路被茂密的杂草和成片的苔藓覆盖。调查组成员借助树枝和藤蔓向着造像所在地攀爬。在到达插旗山的时候已近傍晚，茂密的竹林和愈发昏暗的天色都为接下来的寻路和调查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和艰险。即便如此，调查组成员依然准确地确定了造像方位，并借助补光灯完成了一系列拍摄和记录工作。
调查插旗山造像
林青庙摩崖造像位于山顶处，其山体土质为红灰棕紫泥，土层较薄且松软，崖体易崩滑，大家穿过了杂草丛生的荆棘林，借助杂草树枝等攀登“工具”顺利到达目的地。
调查林青庙造像的上山情景
千佛寺摩崖造像分布较为紧密，所处位置较高，为拍摄带来了困难。为了更加清晰地进行拍摄，调查组成员从老乡家里借来梯子，爬至苔藓漫布的崖体上，对高处的每一龛进行了细致的拍摄和记录。
调查组成员借来梯子爬至崖体上。
青连寨摩崖造像位于一处崖壁上，此地地势陡峭，造像对面就是悬崖。因龛窟都位于高处，调查组成员从山下村民家里扛来梯子，借助大家的力量共同完成了测量和拍照工作。
调查青连寨摩崖造像
“调查历险记”
四川参与石窟寺调查的研究者和学生们也写下了很多生动的调查记，从这些文字中可以了解到我国广袤的乡野中石窟寺所处的环境及现状，也可以了解到千百年间这里的地域文化是如何变迁的，当地的老百姓是怎样看待和保护过这些石窟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李见在调查记中写道：“2021年1月5日，我和彭州文管所的刘勇伟同志一起去灵石村摩崖造像进行调查。这是一次以出行学习为目的的远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天下午2点，我们开车至灵石村旁的一座山脚下，背着工具爬山。由于造像位于山顶最高处，且年久失修无人看管，山上完全没有了道路，满眼都是茂密丛生的野草，我们二人边走边用手扒拉出一条难以下脚的荒路。经过几个小时的扒拉，在山上晕头转向地攀登了几个山头，最终在一座山头的隐秘处找到了县保单位——灵石村摩崖造像……爬山期间最为惊险的是一群野狗不停地我们身后狂吠、追赶我们，与其说这是一次调查出行，倒不如说是一次调查历险记。”
四川大学石窟寺调查小组的一份调查记中写道，在走访一处名为舍身岩的石窟寺中，一位当地的老人家带着大家在山上七绕八拐才找到。好不容易找到了，结果却发现有门锁。虽然在铁门外也能看到大部分窟龛，但是终究不如近距离考察。
舍身岩周围环境
“为了能够尽善尽美的调查这座摩崖石刻，我们只能耐心的等待管理钥匙的人。已经记不得具体等了多长时间，但是我们到达舍身岩时还是下午两点多，离开时已经快五点了。在这个过程中，给我们带路的老爷爷很热心，山路难走，落叶遍地，潮湿易滑，他不停的提醒我们注意脚下，时不时停下来等我们，路上遇到采摘柠檬的村民们，也很热情的介绍，大家对我们的到来没有排斥，没有阻碍，有的只是对我们这些外人的善意和对拥有这么精美的摩崖石刻的骄傲。等待中老人家一直在向我们介绍目所能及的山水，虽然有些方言不大能听懂，但是能看的出老人家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这些山水的熟悉，以及对我们的热情。正是因为他的讲述与眼前的风景，所以等待时也不觉无聊。目光所及处，自然风光是说不出的美丽，摩崖石刻也尽显它的魅力，身旁还有当地人述说着眼前景过去事，大家在一起默默听着看着，这样的场景怎不令人感动，心生欢喜。”调查小组的成员写道。
“在考查过程中，常常想起那句话：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也。我们的石窟寺专项调查不正是这样吗？四川省的石窟分布范围广，数量多，许多都隐藏在山林中，有些甚至于连路都没有，还需要特别熟悉的村民帮帮忙开路。晴天还好，下过雨后更是难走，许多队员都摔倒过。但正因如此，此次经历才显得如此宝贵。先人筚路蓝缕启山林，为我们留下珍贵的遗产，后人自然要栉风沐雨砥砺行，不让这些珍宝被埋没。”
调查小组在山野间
在调查中，当地的文管所、司机、村民们也都对调查小组伸出援手，如“营山、广安调查小组”介绍，营山县文管所魏亚林主动联系到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很多地方变动很大，为了联系到当地文化干部，花了大量的时间。“他每天陪我们一起调查，工作上和生活上给予了很多帮助。调查强度大，一天开车都要一两百公里，爬山的时间也很多，魏亚林同志还是坚持下来了。”
“广安市前锋区文管所吴思明所长全程陪同我们调查，吴所长大部分地方都知道，亲自带我们去，准备也很充分，提前打印了资料，图文并茂，做好极其详细的准备，路线规划的合理，调查效率很高。吴所长手头有比较紧急的有关西渝高铁的事情要处理，但还是抽出时间专程带我们调查。一天半的时间将前锋区十多个点调查完了，还担心时间拿捏得太紧会让我们很辛苦。其实我们很感谢吴所长周密的安排，让我们调查得很顺利。吴所长同时还很关心我们的生活。”调查小组成员介绍。
而行走在崎岖的道路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位负责人的司机，调查小组遇到的司机们会准时去酒店接大家，从不迟到，也会特地买水果放在车上。荒僻处的石窟寺，对情况“最门儿清”就是当地村民，如在调查金城山摩崖造像的时候，一位穿着拖鞋的老人就在雨天亲自带路。
穿拖鞋的当地老人亲自带路
鼎盛于唐宋的川渝石窟
《川渝石窟的历史与价值》一文中介绍，川渝地区石窟寺分布广泛，地点数以千计，造像数量巨大。早期石窟寺建造发轫于与北朝交流密切的川北地区，广元和巴中地区的早期石窟受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较大。随后石窟寺建造深入到四川腹地，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中，历经隋、唐、五代的蓬勃发展，至两宋达到鼎盛，川渝地区遂成为全国晚期石窟寺艺术的中心。在此过程中，不仅逐渐独立于北方造像系统的影响，更发展出极富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造像题材和风格。不仅有题材丰富的佛教、道教造像，还有自成体系的密宗题材，以及数量众多的儒释道合一的题材。南宋之后，川渝石窟的修建由盛转衰。元明及至民国，川渝地区多遭战乱，但仍在多个地点延续有造
像活动，并多次对原有龛像进行过修缮维护。就其整体而言，两宋之后的川渝石窟已是盛况不再，逐渐显现出衰落的景象。
中唐以后，石窟造像由川北扩大到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腹地，尤其是绵阳、乐山、内江、资阳、大足等地。这时期的川渝石窟明显地形成了地域性的特点，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佛教石窟划分为广元石窟（包括绵阳）、巴中石窟、西蜀石窟（成都周边）等，隋唐五代的代表性石窟寺除了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外，还有广元观音崖，巴中西龛、南龛、水宁寺，梓潼卧龙山，安岳卧佛湾、圆觉洞、千佛寨，大足北山，仁寿牛角寨、乐山大佛、夹江千佛崖等。
这个时期的窟龛开凿数量众多，造像内容丰富多彩，川渝地方特色已经展现。隋至唐初的造像组合出现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式，造像身后凿出浮雕双树，双树与窟顶相连构成背屏，并在造像身后表现出人形化的天龙八部护法形象。盛唐时期释迦、弥勒法图、西方净土变题材最为流行，其后释迦佛、阿弥陀佛为主导的释迦三圣、西方三圣、观无量寿经变，千手观音经变、药师变、地藏与观音、毗沙门
天王等题材常见。密宗题材的造像在初唐后就少量出现，盛唐开始广为流行，并极大影响到以后的川渝石窟造像。
重庆大足石刻 图源网络
重庆大足石刻 图源网络
四川安岳毗卢洞柳本尊十炼龛 南宋
3月初，澎湃新闻记者也探访了四川自贡荣县大佛，这尊通高36.67米，头长8.76米，肩宽12.67米，膝高12米，脚宽3.5米的释迦牟尼摩崖石刻造像是世界上最大的释迦牟尼佛（现世佛）。清乾隆黄大本编《荣县志》记载：“大佛山在城东一里，唐人刻大佛，与山齐，架殿十层，高四十七丈，阔十五丈。今佛像巍然，而筵楹横竖，久没于荒烟蔓草之中。”
四川自贡荣县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释迦牟尼佛（现世佛）。
荣县大佛的身前有一座四层仿古建筑，被称为大佛护身楼，游客可以拾阶而上，在每一层观看大佛的腿部、手部、面部，整尊大佛庄严肃穆，在宋代，大佛得到修缮，佛身贴金彩绘，如今大佛面部虽然斑驳，但仍旧可以看到当时的金箔和彩塑的痕迹。
荣县大佛足部
荣县大佛手部
荣县大佛头部
大佛一边的摩崖上有“罗汉群龛”，内刻多尊罗汉，其中仅有一尊头部尚在，但面容已经模糊，而罗汉的衣袂线条飘逸流畅。他们随着山体倾斜，像是俯身而下，飘然欲落。
荣县大佛边摩崖上的罗汉群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