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拉丁美洲，除了《百年孤独》的魔幻魅影之外，还有一位女性艺术家，也成为了代表着拉美文化撬动人类精神世界的杠杆之一。

这位艺术家就是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 1907－1954），她出生在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瑶坎街区，父亲是德裔犹太画家与摄影师，母亲则是西班牙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后裔。

弗里达·卡洛

她的一生只有短短的47年，而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却伴随了她大半生的时间。

弗里达·卡洛 我的出生（1932）弗里达后来谈起这张画，说作画那年自己的母亲去世。生死交织，生孕育着死，是弗里达多次表达的主题。 弗里达·卡洛 奶妈和我 （1937），弗里达出生后，母亲很快就怀了妹妹，过早地停止喂奶，找了一个印第安的护士给她当奶妈。这个奶妈时值壮年，丰满的乳汁溢下，哺育小小的弗里达。但是奶妈却戴了一副印第安人参加葬礼的面具，冷冰冰地应付差事，让小弗里达感受不到足够的爱。这里的弗里达是一个无辜的婴儿，默默地承受着上帝给她安排的命运。

6岁小儿麻痹；18岁遭车祸，全身粉碎性骨折；32次手术、3次流产；22岁成婚，互相背叛出轨；32岁离婚，33岁复婚。

少年时的弗里达·卡洛

她是知名画家、名媛、双性恋者、里维拉的妻子、印在国家钞票上的女人，其作品价格居全球女画家之首。

浓重的八字眉在额头间，连成一条线，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鸟，眼角挂着一滴泪，略带轻蔑却又十分专注的眼神，浓郁的民族色彩的服装，以及如地狱梦魇般的幻想背景，构成了弗里达自传式创作的经典形象。

电影中表现的弗里达·卡洛的形象 弗里达·卡洛与自己的作品

流产的孩子、如飞儿扑火般奋不顾身又绝望的爱情、对死亡的迷恋和对来世的向往、酒精带给肉体的片刻淋漓与之后的无尽空虚……，弗里达用画笔传达出她所身处的世界——一个地狱与天堂胶着在一起的迷幻世界。

弗里达曾说：“我的画中的信息就是痛苦，彻底的画出我的生活，我相信这是最好的作品。”

弗里达·卡洛 祖父母、父母和我（1936），弗里达1936年画了一幅自己家族的油画，她的祖父母浑身佩带着大像章飘于云彩之中，她自己则出现在三个地方：一个受精卵的形象，一个是系在她妈妈白色镶边结婚礼服腰带上的胎儿，还有一个是小孩，手拿一条绳子，把一家7口紧紧地系在一起。她的画几乎都是自画像，她说：“因为我经常孤独一人，所以我作自画像，因为我自己最了解我本人，所以我作自画像”。 电影中的弗里达·卡洛形象

而弗里达一生痛苦，除了早年的肉身痛苦之外，更则源自于对她来说、甜美又冷酷的爱情的。

弗里达在1929年8月与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结婚，两人之间年龄相差21岁，弗里达曾是里维拉的学生，现在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他们的结合也被称作是“大象与鸽子的爱情”。

弗里达·卡洛与迭戈·里维拉 弗里达·卡洛与迭戈·里维拉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是20世纪墨西哥最负盛名的壁画家之一。

弗里达·卡洛 弗里达·卡洛与迭戈·里维拉（1931）

上面这幅作品创作于他们结婚后不久的1931年，现藏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画中的弗里达穿着嫩绿色的罗裙，搭配同色系的配饰，一条橘红色的披肩让她看上去迷人又娇小；身旁的里维拉则一手拿着画笔、调色盘，另一只手牵着妻子。一对情侣走进婚姻殿堂，本当兴高采烈。但是，女主一只手言不由衷地搭在男主手上，另一只手却有些紧张地拉紧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披风。显然，女主是恐慌的。哪怕他们的头顶上有一只和平鸽衔着的绶带上祝福的话语：“如你所见，弗里达·卡洛将永远与她心爱的丈夫迭戈·里维拉比肩而立”。

弗里达·卡洛 只是掐了几小下（1935），弗里达夫妇于1935年从美国返回墨西哥，之后迭戈与弗里达的妹妹开始偷情。痛苦的弗里达画下了：一个男人杀了一个女人，还说“我不过是轻轻刺了她几下”。 弗里达·卡洛

然而，志趣相投的政治立场（二人都曾加入过共产党）和艺术趣味，并没有让两人的爱情在童话世界里停留太久。

里维拉虽然相貌平平，体重接近130kg，还不爱洗澡。却非常有“女人缘”，在和弗里达婚姻中频繁出轨，并与弗里达的亲妹妹陷入到一段风流韵事之中。这种不负责任的乱伦，让弗里达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中，并在1935年与里维拉分手。

“我的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被车撞了，一次是遇到我丈夫。”

但不久之后，卡洛改变了主意，同意与里维拉复合，并约定好他们的婚姻是“开放式”的，弗里达还为彼此间的关系做了很多约定，如“经济独立，无性生活”就是其中一条。

弗里达·卡洛 在墨西哥和美国边界线的自画像（1932），从1931到1933年，里维拉受美国不同机构的委托为他们做壁画，弗里达也陪丈夫访问美国，但是她却无比怀念墨西哥。画的一边是墨西哥古老的神殿、偶像、太阳月亮和繁荣的热带植物；另一边是美国的摩天大楼、工业和雾霾。弗里达小姐一手拿着香烟，一手持墨西哥国旗。弗里达从不掩饰她对美国的厌恶：“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弗里达·卡洛 戴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

“做迭戈的妻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甚至允许他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迭戈不是任何人的丈夫，而且永远也不会是，但他是伟大的伙伴。”

在复合后不久的1939年，两人再次离婚，之后又再次复婚，直到卡洛去世。

但不忠婚姻的反复折磨，也让卡洛从一个单纯少女，变成了一个日益复杂的混合体。一方面她的艺术在痛苦中变得越来越成熟，另一方面她也开始不断在婚姻中“出轨”。除了和不同的男人演绎着风流韵事的之外，弗里达还有很多“女伴”，“双性恋”也成为了弗里达此后的身份标签之一。而弗里达在肉体和精神上的放纵，很难说是一种对于里维拉不忠的报复，还是一种本性的流露。

弗里达·卡洛 两个弗里达（1939），弗里达1939年与迭戈离婚，随后她搬到巴黎一段时间，在那里她和杜尚、毕加索成为了好朋友，期间创作了她最著名的自画像——《两个弗里达（The Two Fridas）》。作品描绘了艺术家自己的两面，手拉着手并肩而坐，两颗心脏外露并相互连接着。其中右边这个身穿墨西哥传统的原住民服装，是里维拉所恋慕的她，脆弱的血管环过她的右手臂，接在她手里拿着的护身符上面，这个护身符里面装着里维拉的幼年画像，是她爱意与生命的泉源。另一个穿着欧式洋装的弗里达却已经失去了她的所爱，一失去了一部分的自我，她的心脏只剩下一半，血管刚刚被剪断，鲜血无助地滴下来，只能拿着手术钳聊以控制。这个被遗弃的欧洲弗里达，很有可能会流血至死。不祥的乌云笼罩在两个弗里达的身后，这幅冷洌的画作，陈述着她一生最热烈的爱情和充满磨难的婚姻。 弗里达·卡洛手写的情书

弗里达在婚姻中最著名的一次出轨，是一封印有自己唇印的纸质情书。

这封情书，是写给尼古拉斯·莫瑞（Nickolas Muray）的，在信中她写道：“我清楚地看见春天在空中跳跃，我能听到你的笑——孩子一般的大笑。”

尼古拉斯·莫瑞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在收到弗里达的情书后，他也为弗里达献上了一份回礼——写真《白椅子上的弗里达（Frida on White Bench）》。

白椅子上的弗里达Fri­da on White Bench，Nickolas Muray，1939，New York

这张照片拍摄于纽约，后成为《Vogue杂志》最著名的封面照片之一。

弗里达故居

弗里达的故居也是今天的弗里达博物馆，就静静地立在科约尔坎小镇一条叫Londres路的街角，那明净纯粹的蓝，像调进了墨西哥清晨未经世事的透明阳光，浓烈欲滴。弗里达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过世，这所蓝色的房子记录了她的一生。

弗里达故居

博物馆里的大部分主体建筑都被油漆成了清爽的蓝色，分为两个主要的展厅，其一就是昔日弗里达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建造的住所，这部分展示着重真实还原她生前的生活状况，而另外一部分在偏院里，以更独特、更直接的展品与方式来让人们了解弗里达本人。

弗里达故居内景 弗里达故居内景

1958年，这间蓝色的房子成为“弗里达•卡洛博物馆”不过，这里的感觉并不像一家博物馆。根据官方记录，房子仍然停留于50年代时的状态。卡萝与丈夫和画家迭戈•里维拉住在这里画画。他们的艺术品，服装，厨具，个人照片，明信片和信件都一直保存着，展示他们不羁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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