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岁月更迭，告别了飒飒凉风的秋季，我们迎来了立冬之节气。

《临政精敏帖》是苏轼手札精品，书于熙宁三年（一〇七〇年）十月二十八日（农历），是当年立冬后所作。此帖凡十八行，计二百四十八字，收录于《成都西楼苏帖》，表达了冬寒将至，作者对亲人、朋友的怀念与关心。

释文：

轼啓。因循久不奉状，亦多时不捧来诲，倾系殊深。即日远想尊体佳胜。侄儿女各无恙。乡人到者，皆言兄临政精敏之誉，甚慰想望。轼此并安常。昨五月生者婴儿，名叔寄，甚长进。子由在陈州安，八月中，生一女，名宛娘，必已知之。曾托石嗣庆秘校附书并公服缎必达。兄去替更只半年，必且爲东上之计，不知会于何处？轼自到阙二年，以论事方拙，大忤权贵，近令南床捃摭弹劾，寻下诸路，体谅皆虚，必且已矣。然孤危可知。春间，必须求乡里一差遣，若得，则拜会不远矣。忠义古今所难，得虚名而受实祸。然人生得丧皆前定，断置已久矣，终不以此屈。远书，不敢覼缕，略报免忧耳。冬寒，千万善保尊重，不备。弟轼再拜都曹子明兄、县君二嫂左右。十月廿八日。

北宋熙宁三年，35岁血气方刚的苏东坡正在遭遇人生的第一次政治风波。苏轼在22岁考中进士后，仕途一路顺畅。但十几年后，在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开始变法时，因政见不同，他遇到了一些麻烦。宋神宗询问“方今政令得失”时，苏轼直言“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不愿苏轼继续在朝，于是有了信札中所说的御史弹劾一事。郁闷之下，苏轼只想离京外任，躲开是非漩涡。这时川蜀老家来了乡亲，苏轼便提笔为其堂兄苏子明写了这封信札。

信札首先寒暄致语，说很长时间没有互为通信了，甚为想念。兄长身体健康，小侄子、侄女全家都好吧。来京的乡亲们说你在老家为官精敏，声誉很好，很是欣慰。我这里也一切都好。五月份生了个二儿子，名叫叔寄（即二子苏迢），现在身体长得很好。苏辙现在在陈州为官，八月份也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宛娘。想必兄也已知道。曾托石嗣庆带去的书翰及衣物应该送到了吧。兄那里的变动刚半年时间，也要考虑出川东来发展，不知可以共事于何地？我回京二年，因说话太直，惹恼了一些人，侍御史又在弹劾我。估计调查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处境可忧。待来春，我想在老家谋一份差事，如果能够获准，则见面就方便了。自古做人要做到忠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得个虚名，却要受很多罪。但人生得失都有定数，我早就料到了，我不会屈从的。不远千里写此书信，就不再啰嗦了。略报告一下我这里的情况，不必挂虑。立冬天寒了，千万保养珍重。弟苏轼这里向二哥子明和县君二嫂有礼了。

这封信札，先说家长里短，又叙说了自己面临的因朝廷变法政见不同之遭遇。虽然遭受诬陷弹劾，有心外任，却表达了其为人忠义之心，并表示不屈服。后来政坛风云变幻，王安石失势遭贬，苏轼重新启用。苏轼未计前嫌，两人惺惺相惜，诗文往来。王安石去世，苏轼奉命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对王安石多加褒扬，可见二人虽政见不同，却不妨私谊，堪称典范。

苏轼《临政精敏帖》为其早期墨迹，个人书风算不上最突出。但其流美畅达的行书挥洒反映出苏轼既早超越唐代对晋人二王书风的深入研习并得其笔墨之妙。该帖前两三行写得较规矩，虽是手札亦有楷意。自第四行开始便自由畅达，行书意味浓厚起来。苏轼此札行书字字独立，笔笔交待清楚，无行草夹杂随意现象。是得逸少笔韵之妙。且其书绵厚与细腻交错变幻，点画明净，虚和有度，当也有吸收鲁公札稿养份，并能融汇变化，开合收放自然，初启尚意书法风味。较之其师欧阳修中规中矩的行楷变化丰富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