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演讲现场

日前，由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澎湃新闻联合主办的“我爱泉州”世遗之城创意传播榜发布暨“何以泉州”文化丝泉沙龙分享会在泉州举行。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教授以《泉州：海洋与世界》为题进行主旨演讲。

葛剑雄从福建的地理情况和希腊半岛作比较讲起，展开了泉州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机遇，在宋元时期成为东方大港、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辉煌历史，随后又谈到了海上丝路的兴衰、泉州未来的发展等内容。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泉州能否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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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福建与希腊半岛之异同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福建和希腊半岛非常相似。首先，这个地方多山少地，历史上陆地交通相当不便。其次，这里河流短促，内河运输的条件不良，比如福建最大的河流闽江，流域狭窄，流速比较快，不利于航行。再者，耕地面积很有限，初级资源也并不充足，福建与中原内地在地理上有山岭阻隔，在东汉以前很少发现有华夏文化传播的影响，文字方的史料在前期比较少，应该承认福建当地的原住民跟内地中原在文化上一开始有比较大的差异；此外，福建跟希腊半岛一样，海岸线长，天然港湾、半岛、岛屿多，航海条件优越。

最大的不同是，希腊面临地中海，而福建面临太平洋。在古代航程可及的条件下，希腊可以很便利地与外界发生联系与交流，而且在希腊外界，就近就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吸引着他们；而当时福建附近的这些岛屿，包括台湾岛在内，发展都远远落后，在其他更遥远的地方，包括东南亚、太平洋中的岛屿，在古代的条件下，往往是出于偶然性才可以发生联系。

所以同样的环境，因为外部条件、人文条件的差异，希腊很快由希腊半岛联系发展到海上，于是扩大到波斯、北非，而福建长期缺少这样的条件。

尽管今天的史料里面找不到直接的有关福建古代航海的证据，但是可以发现间接的证据。比如《后汉书》里讲到东鳀人，讲到澶州，讲到徐福带童男子数千人入海，后面讲到海岛上这些人，“时至会稽市”，就是经常到会稽来做买卖，这会稽是什么地方？东汉以前的会稽是包括今天的福建的，只是因为福建设立的行政机构比较少，所以大家往往就忽略了。

这里面讲到了“会稽东冶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实际上就是指浙江南部跟福建，有人出于偶然的原因到达了澶洲，而且讲到非常遥远，所以澶洲不一定就只限于台湾岛，我认为应该是包括更远的这些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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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古代海外探寻有证据支持

福建古代已经存在着航海以及在海上探寻外界的活动。

为什么古代的中文史料不见记载？因为汉武帝取消了东瓯和闽越（粤）——以今天的温州为中心和以福州为中心的当地人的政权，把当地聚居的人口迁到了江淮之间，并且取消了原来已经建立的行政机构。

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这一段时间里，当时中原人自会稽由海路迁到了交趾（今天的越南北方），但是他们沿途看不到汉朝这些地方，这里的一切就很难在史书上找到记载。

到了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交趾七郡贡献转运”，这些物资都是从东冶（今福州城区一带）沿海北上的。尽管主流人士否定这是汉地，但实际上包括今天的广东、海南，包括越南的北方，当时交趾的七个郡，他们贡献给朝廷的物资都是沿海一路上去的。后来，当地修通了翻越南岭的山路，才改成由山路运输。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证据，证明当时沿海的这一条运输路线，是东汉前期官方的主要交通线。

另一个间接的证据是公元412年高僧法显返回青岛，他首先到狮子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在那里搭上船，航行到了今天印度尼西亚这一带，再从那里北上。这艘船最后到了青州的长广郡，也就是今天的青岛崂山，而且他乘的是商船。

既然存在这样一条路线，我们可以肯定当时的商船航线是从东南亚通向中国，我们也可以推测商船在中国沿海停靠并不止一个长广郡，应该也是包括今天的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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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贸易重心唐末转向泉州

使这条海上交通路线成为一条主要的航线，以至形成我们后人所产生的“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契机，还是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因为安史之乱，陆上的交通线断绝，当时阿拉伯、波斯的商人是以商业、以长途贸易作为主要的财富来源，甚至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手段。贸易交通路线转到海上以后，他们很快就发现海上交通运输的优越性是陆地所无法替代的。

首先运量大，成本低，而且阿拉伯、波斯商人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商机。因为当时的船本身是木结构的，它自身轻、重心不稳，所以在海上航行必须在舱底放上石头，以增加稳定性，就是压舱石，或者在水密舱放上水，也是起到压舱作用。

他们在福建发现这里的日用瓷器非常便宜，于是就将日用瓷器放在舱底代替压舱石。这些瓷器同时也是商品，中间转运东南亚或者运回阿拉伯，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海上运输的利润。所以安史之乱平息之后，他们也没有转回陆路。

有人误认为陆上丝绸之路存在到近代，其实在安史之乱以后，这条道路已经不用了。现在西方人讲的此后的“丝绸之路”，只是指新疆到中亚之间这条路，不再是指从中国的古都长安、洛阳，通过撒马尔罕连接西方的这条路。

当时转到海上，一开始都是延续着传统路线，并不是转到泉州。我在泉州参观了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并和其他地方进行了比较，比如广西北海的博物馆，它里面的展品有很多是2000年以前的，包括罗马的、早期波斯的，比如玻璃这些，而泉州是没有早期这些东西的。

在唐朝，当时海上交通和外贸重要的地方是扬州、广州和明州（今天的宁波），然后才是泉州。但是到了唐朝末年，广州遇到了一个重大的灾难，黄巢的军队把在那里聚集的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都杀了。而在这以前广州已经形成了以这些海上来的商人为主的社区，被称为番坊，里面的长官被称为番长，也就是外国人。

广州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唐末五代扬州又经历了重大灾害，明州也是发生了战乱，由于泉州当地的割据政权一贯是保境安民、服从朝廷，所以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遇。从唐后期开始，海上交通和外贸重心逐渐转移到了泉州，所以我们现在看泉州发展主要还是唐后期开始的。

同样的地理条件，它还要有天时、人和的因素。所以泉州获得的机遇，不仅是长期远离战乱，另一方面，到了唐朝后期，随着南方与福建的经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重要的出口物资，像瓷器、茶叶、丝绸，福建有商品优势。另外，福建有优质的木材可供造船、修船，还有充足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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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泉州对外贸易繁荣

总的来讲，泉州的发展包括“海上丝路”，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比较主动的阶段，一个就是宋朝，比如宋朝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从法律上讲，宋朝开放的贸易主要还是沿海，而不是对外。当时法律明确规定海上的贸易不能包括日本、朝鲜，更不能包括北方的契丹辽国。客观上讲，宋朝政府一定程度上支持开发了海上的贸易，这个立场是以前没有的。

最开放的时代是元朝，元朝不仅基本上放开了对外贸易，而且地方政府还可以用今天的贷款形式支持外贸。当然最重要的背景就是蒙古人除建了元朝以外，成吉思汗的子孙还建了四大汗国，它的疆域一直到东欧，包括阿拉伯，甚至扩大到北非的一部分区域。所以元朝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的黄金时代。虽然时间比较短，但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留存至今天的青花瓷屈指可数，异常珍贵。元青花瓷的发展离不开颜料，原料来自今天的阿富汗跟伊朗东部，含金属钴的青金石。在没有海上贸易前，青金石要运到中国很困难，有了海上贸易以后，大量优质的青金石运到了元朝，中国生产出了最高质量的青花瓷。

现在世界上青花瓷艺术品保存最多的地方是在土耳其和伊朗的博物馆，我都去参观过。在伊朗首都伊朗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很多的大件，而且非常精美。青花瓷在元朝基本上是专门生产的出口产品，它主要是外销的，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把这些珍贵的产品运出去，我想这是当时外贸繁荣的非常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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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衰落内外因

这条丝绸之路怎么衰落的？首先是阿拉伯本身航海的衰落，进入大航海时代主要是欧洲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国等几个国家。同时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一度实行海禁，地方官严格执行，当时有说法，“片板不许下海”，反正是严格禁止。

但是这期间，民间贸易与航海活动也没有停过，只是因为它属于违法走私，受到官方的镇压，这些人被称为海寇、海盗。

地方官员了解地方的情况，也了解民间生存的需求，再加上明朝的制度，地方官有相当一部分办公费是自筹的。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泉州跟福建的地方官往往支持或者默许民间的贸易，但是地方官如果受到朝廷的压力，也就不得不采取措施，往往是把他们驱逐走，所以一些大的民间贸易或者走私的集团，他们就不得不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基地。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日本建了基地，又在台湾岛北港建了基地。不过在海禁的大背景下，民间贸易很难再直接从事远洋活动，所以包括郑芝龙这些人在内，他们基本上的贸易范围就是以马尼拉为一线，再往欧洲，实际上都是被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以后的英国所垄断，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一度就是荷兰人垄断的，这里面我们看不到中国或者福建商人的活动。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实行“迁海”，朝廷规定从辽东半岛到雷州半岛，所有沿海的居民全部要内迁，而且下面层层加码，有的地方甚至造成了差不多100多里的沿海无人区，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清朝原来正常的通商的口岸也从原来四个口岸，到乾隆年间只留下广州一口通商。后来鸦片战争，才在帝国主义压力下，原来的口岸才恢复，并增加新的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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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代“海丝”主要是外力推动形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泉州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它主要还是在外界的推动下形成的。

现在都说唐朝很开放，但严格讲唐朝是“开而不放”，唐朝对外文化的影响是“传而不播”。当时唐朝的首都长安的确集中了很多外族、外国人。我们还可以在海交馆里找到很多证据，证明当时中国的门、泉州的门是打开的，但是开放了没有？我们到现在为止找得到这样的例子吗？泉州人、福建人到了阿拉伯，到了波斯，到了欧洲没有？宋元有关泉州开放的三件史料里面，《云麓漫抄》和《诸蕃志》的作者从来没有离开过宋朝，是根据外来内容由他们记录的，只有汪大渊是自己出去的，但他说得很清楚，是搭乘外国的商船。比如周达观写的《岛夷志略》，他倒是自己出去的，但他是元朝派出的使者。而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唐朝有名有姓的、到了外国的，屈指可数，一个是杜环，那就是怛罗斯之战的战俘，他之所以能够留下1000多个字的《经行记》，也是各种偶然因素，第一他被俘以后没有被杀掉；第二他是有文化的，他能够把经历记下来；第三，他很幸运被阿拉伯人放回来了；第四，他回来以后又很幸运，他的堂叔父杜佑是当朝宰相，正在编《通典》，把他的文章收在里面了。要是其中缺少一个因素，唐朝就很难留下有人到外国的确切记录。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可以看看从泉州到福建，历史上有没有这样一种自主的开放的意识，以及自主开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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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泉州”建设有了大好机遇

看今天和未来，泉州非常幸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在1991年抵达泉州进行考察，确认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但泉州真正得到的机遇，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这使我们不仅在实际上跟世界重新联系起来，而且我们从政府到民众的观念都有了重大的改变。

泉州面临最新的机遇，当然是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支持福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加强福州、厦门、泉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

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经济交流，文化上也是我们开放接收人家的。我们今天看这些刺桐城的遗址，看这些阿拉伯人、波斯人，看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留下来的遗址，很明显并不是我们华夏的传统文化，而是外来的，以后它才融入本地文化。

今天我们要保护文化遗产，我们要走向世界，我们到底怎么样在保持我们中华文明主体的情况下再去融入其他文化？今天在我们泉州、在福建、在中国，我们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们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因为我们也面临着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挑战。

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现在对泉州上下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怎样真正把这些遗产看成泉州人、中国人甚至整个人类不可再生、不可重复的遗产，世界遗产的保护应将“不自觉”转为“自觉”，坚持保护第一。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考虑怎么活化、怎么利用。

同时，泉州的文化要走出去，固然要坚定文化自信，同时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要了解世界，诚心诚意地欣赏、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这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

来源：泉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