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这三大重要经济区域，凭借各具特色的产业禀赋与区位特点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外贸成绩。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三大区域通过功能互补、协同联动，构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发展格局，共同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基于各自的资源条件、历史积淀、禀赋差异、区位特征、比较优势和战略定位等，三大区域形成了差异化发展路径：

长三角地区依托雄厚的产业基础、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活跃的民营经济，以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为引领，在高新技术产品上形成了集群优势。该地区以上海为龙头，苏浙皖各展所长，江海联运与港口群联动，“研发—转化—制造”全链条协同，通过制度型开放与数字经济赋能，不断提升在价值链中的附加值。这种发展路径有赖于强大的地区创新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高效的域内要素配置及良好的营商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则充分发挥了港澳区位优势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其独特禀赋体现在高度国际化、市场化以及作为联通国内国际循环的桥梁。该地区依托香港的国际金融、国际枢纽港和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在传统优势产业基础上，以机电产品和“新三样”为出口主力，实现了高效的跨境物流与规则衔接，加上珠三角地区作为世界级制造业基地的实力，不断整合资源，巩固其全球供应链与贸易枢纽的地位，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合作。

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主要源于首都北京的强大辐射带动力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的区位优势。该区域依托政策高地优势，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域内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联动。北京的创新研发、天津的先进制造与河北的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互补，三地产业协同效应不断增强。该区域由汽车、医药等产品出口带动外贸增长，借助陆路通道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构建了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格局。

当区域协同发展模式进入“深水区”，从过去主要依靠中央政策倾斜和项目牵引的政策驱动向主要依靠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制度型开放转型，一系列深层次挑战也随之浮现：

一是规则、标准的统一与互认。三大区域在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社会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在商事制度、监管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环保要求、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等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一致。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律制度，规则衔接尤为复杂。如何在尊重区域差异的前提下，推动建立相对统一、并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是促进要素高效流动的关键，也是制度型开放的核心要义。

二是要素自由流动的隐性壁垒。人才、资本、技术、数据等高端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目前面临一些“软性”障碍。户籍、社保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区域协同效应的充分发挥。

三是利益协调与补偿机制缺失。在区域协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利益转变。产业转移会带来税收来源的变化，生态保护地区因承担屏障与保护功能而牺牲一些发展机会。如果没有合理的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或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仅靠行政命令或短期合作项目，难以激发区域协同持续的内生动力。

四是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布局的风险承担。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三大区域需要进行产供链的优化布局。这要求超越地区利益，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避免同质化竞争和重复建设。同时，如何分担产供链优化布局的风险，如何建立跨区域产供链风险监测和协同应对机制，也是亟待破解的课题。

解决好这些问题，三大区域有望进一步实现从优势的“物理叠加”转向“化学融合”，构建起市场主导、利益共享的内生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