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不合常理”的地名奇观

按中国传统地名规则，“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照理说，位于汉江北岸的地方应叫“汉阳”，位于南岸的才叫“汉阴”。然而，在陕南安康市汉阴县，却出现了一对令人玩味的“阴阳颠倒”现象——

汉阴县城：今址位于汉江之北的月河川道，却名为“汉阴”；

汉阳镇：地处汉江之南的巴山北麓，反而称为“汉阳”。

这一全国少见的“阴在阳位、阳在阴位”的地名格局，并非命名失误，而是近千年历史变迁与人文选择叠加的结果。它记录了汉水泛滥的威胁、县治迁徙的曲折，也凝聚了宋代地方官“阴阳相生”的命名智慧，以及此后明清以来移民开发、商贸繁盛、人文蔚起的历史记忆。

汉阴县的历史沿革：从“安阳”到“汉阴”的漫长转折

（一）先秦至隋唐：从西城、安阳到“汉阴”的得名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在今安康、汉阴一带设西城县，属汉中郡，是为可考的最早县级行政单位之一。西汉初年，从西城与成固二县各划一部，合并设立安阳县，县治在今汉阴县上七镇鳌头山下的冉家坝一带。三国魏黄初二年（221），重设安阳县；西晋太康元年（280）改名为安康县，其治所与辖区屡有调整，但核心区域仍在今汉阴—石泉—紫阳一带。

唐至德二年（757），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此时县治位于汉江南岸的“社溪”，约在今石泉县与汉阴县交界的“石泉嘴”附近，因在汉水之南，依“水南为阴”之理，正式改称“汉阴县”——县名由此诞生，且完全合乎当时的地理方位。

（二）两宋：水患逼迫下的迁城与县名的延续

北宋皇祐四年（1052），汉江一场大水，将“汉阴故城”漂没，城池尽毁。县令甄履呈报上级，获准迁城。北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新县治迁至“敖口东十里汉江之北故城”，即今漩涡镇方家牌楼附近，在汉水之北。按理新城应称“汉阳”，但官方选择保留“汉阴”旧名，于是出现“阳位而阴名”的第一次“错位”。

南宋绍兴二年（1132），金兵南压，军事形势吃紧，“金（兵）声言取姜子关路（子午道上）入汉阴县（池河）”。为避战锋、兼顾内腹安全，县治再度北迁，从汉江沿岸迁入距江百余里的月河川道中部新店（即今汉阴县城关镇），但仍沿袭“汉阴”之名。此后元初一度废县置巡检司，明代复置、清代改“汉阴厅”、民国复称汉阴县，县名再未更改，虽城已不在汉水南岸，而“汉阴”二字却牢牢扎根于此地记忆之中。

（三）近现代：区划频繁调整中的县名坚守

1949年后，汉阴县隶属安康专区（后改安康地区，2000年后属地级安康市）。1958年曾一度并入石泉县，1961年恢复汉阴县建制，县域轮廓基本稳定。县名始终未变，成为一地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汉阳镇的嬗变：从汉阴故城、遨口镇到“小汉口”

（一）从汉阴故城到“汉阳坪”：地名的“阴阳倒置”

今汉阳镇驻地旧称“汉阳坪”，曾是唐宋时期的汉阴故城所在。北宋皇祐四年（1052）汉阴故城被汉水漂没后，新县治迁至汉水北岸，为弥补“水北为阳，却仍叫汉阴”的矛盾，县令甄履作出一个颇具文化巧思的决定：将原在汉水之南的故城改名为“汉阳坪”，形成“阳位阴名、阴位阳名”的一对对称地名。

南宋绍兴二年（1132），县治从漩涡北岸一带再迁月河新店后，汉阳坪虽不再是县治，但仍保留“汉阳”之名，并逐渐发展为一处重要的水码头集镇。

（二）“遨口镇—汉阳坪—汉阳镇”的行政演变

汉阳镇一带在宋代称“遨口镇”，属汉阴县，是汉江上游的重要集镇，后废镇为坪，称“汉阳坪”。1949年后，汉阳坪成为汉阳区公所驻地，下辖汉阳、天池、黎明、双坪、渭溪五乡，是汉阴西南片区的行政中心。此后经历“区—公社—乡—镇”的反复改制：

1961年成立汉阳人民公社；

1983年改设汉阳乡；

1996年11月，撤销汉阳区，将原汉阳、天池、黎明三乡合并设立汉阳镇；

2001年又将原渭溪乡并入，形成今“1社区15村”的格局。

2015年，按照全省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原双坪镇撤销并入汉阳镇，设立汉阳镇双坪工作站，进一步加强了汉阳镇作为县域西南重镇的地位。

（三）“小汉口”：水运枢纽与移民聚落

汉阳镇地处汉江西岸，扼守石泉—紫阳水路与陆路交通要冲，省道石（泉）紫（阳）公路穿境而过，汉（阳）双（坪）公路纵贯南北，自古“临江而建，商贾云集”，素有“小汉口”之称。明清时期湖广移民大规模迁入，川人、赣客沿汉江上溯，在汉阳坪一带落籍，人口骤增，市场繁荣，寺庙、戏台、会馆、碑坊相继兴建，一时舟楫如云、货物山积，成为陕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阴阳颠倒”背后的自然与社会逻辑

（一）自然环境的约束：汉水水患与城址迁移

“阴阳颠倒”的直接推力，是汉江水患。唐至德二年的汉阴县治在汉江南岸社溪（石泉嘴），属易涝河谷低地，北宋皇祐四年即遭漂没；南宋绍兴二年再迁月河新店，正是为了远离主洪风险、寻找更安全稳定的城址。迁城与地名错位的背后，是人与河流之间长期而紧张的博弈。

（二）人文智慧：对称命名与文化认同

1054年迁治汉水之北后，县名仍为“汉阴”，形成“水北为阴名”。县令甄履并未强制“改县名为汉阳”，而是选择“另立一阳”，将原故城改为“汉阳坪”，形成一对在空间上对称、在意义上互补的地名组合。此举既避免大范围改名带来的社会震荡，又以“阴阳相生、有阴必有阳”的理念赋予地名以文化意涵，体现出中国传统治理中对“名实相维”与“民心安定”的双重考量。

南宋迁至月河新店后，县名仍沿用“汉阴”。官方解释强调“寓意阴阳和谐”，实则是以文化解释来化解地名与地理之间的“矛盾”，增强地名认同与地方认同。

（三）移民与商贸：人地关系再重构

明清以来湖广移民大量迁入，既缓解了战乱后的人口空虚，也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与商贸网络。在汉阳坪这样的水码头，移民与土著、南北客商与地方士绅之间形成了多元共生的人文格局。汉阳镇因此不仅是一个行政节点，更是一个文化交汇点。

人文史视野下的“汉阴—汉阳”世界

（一）文教绵延：从科举到近现代学术

汉阴文脉之盛，可见于科举与近现代学术两段历史。《汉阴县志》载：明清两代，汉阴有进士21人、举人91人、贡生331人。其成因在于：来汉任知县、通判者多系进士出身的饱学之士，倡导文教；湖广移民带来崇文重学的风气；地方乡绅热心办学，在校学生曾占总人口的一成左右。

近现代更诞生了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沈”，一母同胞三兄弟，皆为北大名教授——沈士远精于庄子，沈尹默为一代书法与文学大师、白话诗开创者之一，沈兼士为国学与音韵档案学大家。

沈尹默更是被誉为“八百年第一人”，题写了“四大名著”书名。以“三沈”为代表的知识群体，使“汉阴”之名在现代学术文化版图中熠熠生辉。

（二）生态与城镇：从“水运时代”到“清水送北京”

进入当代，汉阳镇与汉阴县的发展路径从“水运商贸”转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汉阳镇地处汉江库区与瀛湖治理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取水区，当地提出“一江清水送北京”，在保护水源的同时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汉阴县城所在的月河川道，依托交通与区位优势，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与人口集聚中心。

地名如镜，照见山河与人心

回望汉阴县与汉阳镇的历史变迁，“阴阳颠倒”的地名看似“不合常理”，实则是一部浓缩的自然史、政治史与人文史：

自然上，是汉江水患与城址迁徙的见证；

政治上，是宋以来地方官在稳定与变革之间寻求平衡的治理智慧；

人文上，则是移民、商贸、教育与革命共同交织的多层记忆。

今天，当人们在汉江之北称“汉阴”、在南岸叫“汉阳”时，看似是在说一个“地理错误”，实则是在述说一段长达千年的选择与坚守。地名如镜，照见的，是山河的变动与人心的恒定。

编辑/陈国伟

注：文中插图均为汉阴历史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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