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陕、鄂、渝三省交界的安康市平利县，自古就是“秦头楚尾、通巴蜀”的边关要地。从新石器时代的先民生息，到西晋置县、唐代定型；从东周关垭楚长城、女娲山神话，到唐宋“山南茶区”与清代贡茶“三里垭毛尖”；再到当代以茶兴县、茶旅融合，平利的历史发展，本质上是一部“山水塑造人文、产业支撑命运”的边疆县变迁史。

边地山川：奠定平利历史走向的自然舞台

平利地处秦巴山腹地、汉江上游，山地占绝对主导，地势南高北低、东高西低，呈三级梯形结构，土壤以微酸性的黄棕壤为主，富含有机质，十分适宜茶树生长。全县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性半湿润山地气候，年均温约13.9℃，年降水量近960毫米，无霜期约250天，冬季无严寒、夏季无酷暑，云雾多、湿度大，是典型的高山绿茶产区。

境内坝河、岚河、黄洋河、吉河等4条汉江一级支流纵贯，流域总面积约2577平方公里，河网密布、水质优良。这样的水系格局既为农业尤其是茶产业提供了充沛水源，也构成了历史上的水陆交通要道，使平利成为秦汉、魏蜀、南北朝反复争夺的“东三郡”前沿地带。

一方面，山高谷深、关隘重重，造就了关垭子这样的天然关防要塞，为关垭楚长城及后世历代军事布防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相对封闭又利于森林与特色资源（如茶叶、生漆、药材）的长期保存与积累，为后来“以茶兴县”打下了生态基础。

建置变迁：从边陲战场到稳定县域的漫长过程

新石器时代，平利即有先民聚居，兴隆寨吊蓬沟、西河魏家坝等多处遗址出土石斧、彩陶片等文物，是这一带早期文明活动的实证。

夏代属梁州，商周属庸国，春秋先属巴、后属楚，战国先属楚、后入秦之西城县地。西晋太康元年（280）以上廉水名置上廉县，地域包括今平利、镇坪及岚皋部分乡镇，这是平利建置之始。南北朝时期，建置与归属频繁变动，先后有上廉、吉阳、吉安、金川等县名，隶属上庸郡、安康郡、金州等不同政区。

唐武德元年（618），在上廉故城附近以“平利川”之名正式置平利县，隶属金州，从此县名沿用至今。唐中后期至宋元之间，县治曾多次废置、迁移：唐大历六年（771）一度并入西城县，长庆初复置；北宋熙宁六年（1073）降为镇，元祐二年（1087）复县；元代废县设巡检司，属兴元路金州。明代洪武三年（1370）复置平利县，治所先在石牛河口，后迁至女娲山西之灌河口；万历十一年（1583）金州改称兴安州，平利随之改属。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安升州为府，平利属兴安府；嘉庆十年（1805）县治由灌河口迁至白土关，即今城关镇，县治格局基本稳定。

民国时期，平利先属汉中道，后为省直属，又归第五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49年解放后，先后隶属陕南行政主任公署安康专署、安康地区行政公署；2000年安康撤地设市，平利县随之属安康市至今。

从西晋上廉县到唐代平利县，再到明清兴安府属县，平利的行政地位经历了从边陲战场到稳定县域的漫长演变。这一过程既是中央王朝在陕南边区治理不断深化的缩影，也为后来的农业专业化与茶叶产业化提供了制度基础。

人文景观：女娲神话与关垭长城交织的文化层累

平利的人文气质，集中体现在“女娲文化”与“关垭古长城”两大文化符号上。两者一为创世神话的空间投射，一为战争记忆的城垒遗存，分别代表了“文明起源”与“地缘政治”两条历史线索。

女娲山位于平利县城以西约十五公里处，古称中皇山，是平利女娲信仰的核心地标。《华阳国志·汉中志》有“九君抟土作人处”的记载，经后世学者考证，“九君”实为“女娲”传写之误，“作道”即在平利县东。《路史》明确写道：“女娲氏乃立为女皇氏，始治于中皇山之原，所谓女娲山也，山在金州之平利。”《新唐书·地理志》也单列“平利……有女娲山”，在全国范围的地理志中特别点名，足见其独特性。唐宋以来，女娲庙多次重修扩建，清乾隆元年大修后成为平利最大的寺院，被誉为“名胜之方”。山上古桂荫浓、云海日出，与周边的玉皇宫、太子坟等遗址共同构成庞大的人文景观群落。2003年，由中国社科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平利女娲文化研讨会”，在文献考证与考古遗址双重基础上，普遍认可平利为“女娲文化重要原发地”之一。

如果说女娲山代表了平利文明的“原点”，关垭楚长城则书写了平利地缘的“锋线”。关垭古长城为东周时期所筑，距今约2700年，被认为是我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长城之一，比北京秦长城还早约七百年。长城南起湖北竹溪县鄂坪乡梓桐垭，经关垭子，北至陕西旬阳铜钱关，沿着省界崇山峻岭绵延约180公里，集山、寨、堡、城于一体。关垭子地处两山夹峙的险要关口，城墙以石灰、黄土混合夯筑，规模宏大，呈一夫当关之势。历史上，这里屡次易手，早上还是秦军埋锅造饭之地，晚上已为楚军炊烟缭绕之所，“朝秦暮楚”的成语由此而来。在战乱年代，当地百姓通过易服换旗在秦、楚之间寻求生存，“朝秦暮楚”也演变为一种民间生存智慧。

女娲神话与关垭长城共同塑造了平利的历史记忆：一面是“造人补天”的文明源头，一面是“秦楚相争”的铁血关隘。这两股力量交织叠加，赋予平利历史以深厚的文化张力和强烈的边疆意象。

茶叶种植史：从“山南茶区”到“秦汉古茶”的千年脉络

平利种茶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秦汉，兴盛于唐宋，名扬于明清，复兴于当代，是一条绵延千年的产业脉络。

唐代陆羽《茶经》将今安康一带归入“山南茶区”，金州（含平利）名列其中，平利则是这一古老茶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宋时期，平利茶叶已作为贡品进入朝廷体系，其品质与声誉开始在更大范围流传。清代，三里垭毛尖“因茶入贡”，成为平利茶史的高光时刻。据地方志与名茶志记载，乾隆年间，平利女娲山三里垭人李良田任布政司员外郎，其母节孝，乾隆赐匾；为谢皇恩，李母托官差将亲制毛尖敬奉乾隆，乾隆品尝后连声称赞，将其列为贡品，此后平利“岁岁贡茶”，女娲茶声名鹊起。民国时期，三里垭茶价格极高，常需十余斗稻谷换一斤毛尖，产品除进贡外还经由正大明商号销往上海、武汉等地。

更具标志意义的，是“秦汉古茶”的发现与新生。1998年，汉阳陵陪葬坑出土大量碳化物残留，经长达二十年的科学研究，最终确认为古代茶叶。2016年，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其为“迄今发现最古老的茶叶”，距今约2150年，且考证认为其原料“源自陕西、产自安康”。在安康市政府主导下，平利以汉阳陵出土茶叶为标本，融合古法与现代工艺，成功恢复创新“秦汉古茶”，以“金银相间色、清醇甘甜味”被称作“丝路瑰宝”。这一跨越两千多年的“古茶新生”，不仅为平利茶注入了厚重的历史符号，也为当代茶产业走向“一带一路”提供了文化名片。

产业与认同：茶与女娲如何塑造平利的现代形象

进入当代，平利将“生态立县”与“茶饮产业率先突破”作为发展战略，将千年茶史转化为县域发展的现实动力。围绕“女娲故里，茶乡平利”的品牌定位，平利重点打造“平利女娲茶”“平利绞股蓝”两大地理标志产品，形成以长安十里茶园、蒋家坪茶园等为代表的一批观光茶园与茶旅景区，推动“茶区变景区、茶园变公园、茶山变金山”。老县镇蒋家坪村借助“因茶致富，因茶兴业”的发展路径，不仅成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还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在文化层面，女娲山与女娲传说通过节庆、学术研讨与旅游开发得到持续激活。女娲庙遗址、玉皇宫、“中皇古桂”等历史遗迹，成为讲述“平利故事”的重要空间节点。秦汉古茶、三里垭毛尖、女娲银峰等产品则将茶叶与女娲文化叠加起来，形成独特的文化商品体系，在“国际茶日”等场合频频亮相。

可以说，女娲神话为平利提供了“从哪里来”的文明叙事，关垭古长城记载了“怎样走来”的苦难与抗争，而茶叶产业则回答了“向何处去”的发展命题。三者共同构成了平利从边关要地走向生态茶乡的历史逻辑：自然山水塑造了边疆格局，文化记忆赋予地方以精神内核，产业创新则将这份历史遗产转化为当代居民的生活福祉。

平利历史发展的启示

纵观平利县的历史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地理—文化—产业”三重互动的脉络：

地理上的秦巴要冲，使其在古代长期扮演边关与战场角色，建置屡废屡兴，人民在“朝秦暮楚”中磨炼出极强的适应与生存智慧；女娲神话与关垭古长城，一柔一刚地在这片土地上叠加出丰富的文化层积，为现代平利提供了独特的精神符号与历史名片；茶叶产业从“山南茶区”的重要产地，到清代贡茶，再到当代“秦汉古茶”“女娲茶”品牌崛起，既延续了农业生产的传统优势，又通过科技与文化创新，将自然资源和历史记忆转化为县域发展的现实动力。

今天，当我们走进平利的茶园、登上女娲山、伫立关垭古长城，其实是在阅读一部微缩的中国边疆史：战乱与和平、分裂与统一、传统与现代，在这片山水间交替上演。平利的过去，是一部在地理夹缝中顽强生长、在文化交汇中不断重构的历史；而平利的未来，也将继续在这片山水之上，围绕“茶”与“女娲”，书写人与自然、历史与当下共生共荣的新篇章。

（编辑/陈国伟）